谈张斐的法律思想

张斐,西晋人,其生平事迹不见史料,所以人们很少知道。然而,张斐的名字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同《晋律》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把晋律称为“张杜律”,“张”就是指张斐,“杜”是指杜预。张斐著有《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可惜都已经失传。多亏他在晋律颁布不久呈晋武帝那一份《律表》,还部分地保留在《晋书·刑法志》中,才能使我们初步地了解他的立法和守法的主张。张斐法学著作的出现,改变了     

论张斐的法律思想——兼及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

张斐是西晋初期的律学家,曾任明法掾,并为晋《泰始律》作注。《晋书·刑法志》所载其《注律表》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关于张斐的法律思想,法史界已有专文论述,并予以高度评价。笔者认为,对张斐提出的法学理论及其历史意义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他在研究方法上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为我们认识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也值得我们注意。故撰此文予以讨论。     

张斐法律思想述评

<正> 张斐,魏末晋初人。生卒年月不详。曾任明法椽、僮长。据《隋书·经籍志》载;“汉晋律注一卷,晋僮长张斐撰,杂律解二十一卷,张斐撰。”《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张斐律解二十卷”。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均已佚失,现仅在《晋书·刑法志》中存有张斐《律注表》一篇,是张斐为晋律(《泰始律》)作注,注成后给晋武帝上表略述其概要。由于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又由于晋律没有留传下来,使我们不得了解晋律的全貌。所以,张斐的《律注表》对于我们了解晋律的内容以及了解中国法律的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它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法学著作。在不到二千字的篇幅里,既阐发了深刻而广远的     

张斐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

<正> 张斐,魏末晋初人。晋武帝时任明法掾,因注解晋《泰始律》闻名于世。著有《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等。原书均失传,仅存《律注要略》一篇,载《晋书·刑法志》。张斐注释的《泰始律》,开始制定于司马氏代魏之前。曹魏元帝咸熙元年七月,晋王司马昭认为,汉代律令“本注烦杂”,经陈群、刘邵等人制定的魏律也“科网本     

中国奴隶社会刑法基本原则初探

中国奴隶社会刑法基本原则初探宁汉林刑法的基本原则既是刑事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又是适用和解释刑法条文的指导思想。张斐《注律表》＂刑而上谓之道，刑而下谓之器＂，就是总结西晋以前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条文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反映出刑法原则与刑法之间的指导与被指...     

南朝律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兼论“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说不能成立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主要成果有:修订《晋律》律注,去除了张斐、杜预对《晋律》"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在对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推动了律令法典体例的改进,形成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南朝律学具有研究领域宽泛、儒家伦理色彩浓厚、注重法律解释统一等特点,并不比魏晋及北朝律学衰微,学界关于南朝律学的评价与历史不符。     

浅析晋代张斐律学成就

张斐是中国晋代杰出的律学学者 ,在当时律学领域的研究中独树一帜 ,并以其高深而独到的律学见地积极地影响着当时的司法审判以及后世的律学和审判活动 ,为中华法制文明的发展写下了较为精彩的一页。尤其是他的法哲学观点从抽象的高度阐释法律的原理和运作 ,用形而上的“道”指导形而下的“格” ,这一理论研究是前人所不及的。他的刑法概念理论和刑法定义具有较高的逻辑性和科学含量 ,使得司法活动对于界定概念 ,区分不同主观心理和犯罪行为有章可循 ,操作简便。他的司法审判理论具有相对的科学性 ,认为犯罪行为的客观活动会影响犯罪者主观心理并且显现于外表形色 ,以此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辅助依据 ,丰富了西周以来司法审判察言观色的“五听”制度 ,对法制建设和律学研究构建了新的思维方式 ,研究张斐的律学成就 ,对于现代法理学以及相关法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器、格：确定与衡平之间——解读张斐的法律思想

魏末晋初律学家张斐的法律思想主要见于《晋书·刑法志》中的《注律表》，其有言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格”，这里的“道、器、格”即是“律”的表现形式，而“道器格”其中又蕴含着“确定”与“衡平”，即庞德所言“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之意。以此角度观之，可对张斐的法律思想做出一番法理念的解读，明晰其思想的法理与本质。     

律学博士创置年代考

<正> 律学于唐代正式列入国子监,此已有定论。而律学博士创置于何时,似乎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通典》卷163称:“律学博士,晋置,属廷尉。卫觐(按“觐”字误,应作“觊”),奏请律学博士,转相传授。东晋以下因之”。新版《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律学”条:“晋始置律学博士”;“博士”条:“西晋始置律学博士”。又:新版《辞源》第二册“律学博士”条:“始于晋”。台湾《中文大辞典》“律博士”条亦记为“晋置”。然     

唐律疏议: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法典

《唐律疏议》,是后人给与唐永徽年间开始修撰的《永徽律》及其《律疏》的名称.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发展的成熟期.仅此一朝制定了多部法典,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先后颁布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其《律疏》《、开元律》及其《律疏》等.此外还有其他多种法律形式.其中《永徽律》及其《律疏》是唯一现存的唐律.     

清代的法律歌诀探究

清代出现了大量的法律歌诀,形成了独特的律学流派——歌诀派。所谓法律歌诀,指以传播法律知识、法律适用经验,记诵法律条文为目的而编制的诗歌与口诀的总称,其起源非常久远。张斐"注律表"对晋律特点的概括可看成是法律歌诀之滥觞,但其大规模的出现应在明清时期。明代法律歌诀主要出现在坊间类书中,属通俗性歌诀;清代出现了众多律注型歌诀,属专业性歌诀。法律歌诀的出现使得律学向着更简便、实用的方向发展,对法律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击鼓鸣冤”的由来

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听取官民谏议之言或冤抑之情,特别在皇宫大门外设登闻鼓,规定若有认为审判不公的,可以击登闻鼓诉冤.负责登闻鼓的官吏听到鼓声则立即出庭受理立案,不得有误. 我国古代典籍对登闻鼓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晋书·武帝纪》日“西平人曲路,伐登闻鼓”.《晋书·范坚传》也载:“永嘉年间,殿中帐吏邵广因盗宫幔三张被处以死刑.他的两个儿子认为判决太重,于是“黄幡挝登闻鼓乞恩”.上述说明,西晋建立之初,司马炎便令人设置了登闻鼓,其主要用途是使官民击之诉冤.西晋统治者置登闻鼓以听民冤是受上古“谏鼓”“谤木”之制的影响.《淮南子·立木训》载“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下情上达,防     

曹魏《新律》篇目与篇次考

曹魏立法成果,以制定《新律》为要.史家通说以为,《新律》篇目共十八篇;《新律》立法者之一刘劭所著《魏律序略》中,所载篇目则为二十二篇,两相抵牾.于是十八篇究竟有何篇目、如何排序？遂生疑窦.历代考证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法典篇目与次序演变,绝非单纯的数字变化,而是反映了汉魏至晋唐立法重点与立法技术的演变规律,实为法史学界研究之重点与难点.结合文献典籍与出土史料的记载,辅以传世律典篇次之编纂规律,对《魏律序略》进行“倒叙式”解读,于《新律》篇目、篇次研究得出了新观点.     

“拜路尘”及其它

西晋有一个文学家潘岳即潘安,此人读者并不陌生。这潘安才貌双全,可惜人品不好,最大的败着就是官瘾太大,善于拍马逢迎,却又假清高,写什么《闲居赋》。他任河阳令     

从《大明律》对东亚的影响看其历史地位

一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王朝,就中华法制文明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集中体现明朝立法成就的是《大明律集解附例》,简称《大明律》。《大明律》的制定过程,始于吴元年( 1 3 67年) ,经过洪武六年( 1 3 73年)、洪武二十二年( 1 3 89年)和洪武三十年( 1 3 97年)的四次修订,最终完成了《大明律》的制订。这是一部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较之唐宋律有所突破和发展的封建法典。《大明律》继承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儒家化的传统,同时也体现了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法与时宜,法贵简当,礼法并用等观念。朱元璋虽然出身布衣,但他在参加农民起义…     

商鞅“改法为律”质疑

商鞅“改法为律”之说始于《唐律疏义》和《唐六典注》,可谓由来已久。《唐律疏义》云:“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注》云:“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唐六典注》云:“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法,造三族之诛,加车裂镬烹之刑”。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学术界普遍认为,《简》文为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为“律”字在简文中出现88次,其中不少的法律条文为商鞅所作。于是,商鞅“改法为律”说遂成为不易之论。笔者以为,仅据以上史料,还很难说“改法为律”始于商鞅。故在此提出质疑,以求教于     

批判、研究、借鉴——《唐律疏议·译注》序(下)

中国历代的律学家,对《唐律疏议》的评价是很高的,如清代励廷信、薛允升、以及清末的沈家本等。特别是沈氏,对之论证和赞扬则更为全面和突出。他在《寄簃文存》卷六《重刻唐律疏议序》里阐明了《唐律疏议》,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论证了《唐律疏议》的问世,对司法刑审之理论与实践的特别重要性。他称赞《唐律疏议》所阐释的“律”为民命之所系,其义至精。所以主张吸取其精义,即穷其理以辩别案情真伪之端倪,公断无私心以避免主观妄判。沈氏还列举违背《唐律疏议》的律义必将出现冤假错案;司法人员假使不懂得通过调查彻底,只靠临时检举材料然办案,是根本不行的。     

明《大诰》初探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出于巩固和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大力推行重典政策。洪武时所定《大明律》,“较前代往往加重”①,而明太祖颁行的《真犯杂犯死罪》、《律诰》②等条例及大量的重刑诏令③,在处刑上较明律更为刻苛。他还建立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和人民;设立廷杖之制,大诛勋臣宿将。特别是他亲自     

张家山汉简《告律》考论

张家山汉简中首次发现汉代的《告律》,可以改变人们对汉代法律的认识。唐代有关著述都认为汉律中有关告劾之事包括在《囚律》之中,但根据张家山汉简有关资料来看,汉初《告律》是单纯的有关告诉之事的法律,而《囚律》则是单纯的断狱之法。汉《囚律》演变为唐之《断狱律》,而《告律》则为唐《斗讼律》中“讼事”之源。秦汉律关于告诉的法律可分三个部分,一是设立各种罪名及相应的刑事责任来规范告诉,二是规定对某些告诉司法官员可以依法勿听,三是鼓励人们告奸及自告但又严格区别诬告与告不审。     

薛允升政治法律思想评析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陕派律学之鼻祖。他生于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卒于光绪２７年（１９０１）。咸丰６年（１８５６）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６年（１８８０）,召以为刑部侍郎,９年代理刑部尚书,以后两度授刑部尚书。在刑部工作几达４０年。他精通律例与服制,撰有《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服制备考》、《汉律辑存》等著作。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律例与律令、立法与执法等问题,均有论述。对于《汉律》、《唐律》、《明律》、《清律》有研究有褒贬。其中最为推崇《唐律》,而批评《明律》、《清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