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蕴含的从宽理念一脉相承,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差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尚需明确适用主体、扩展适用对象、阐明法律内涵、解决效力冲突、完善封存模式、规范适用程序,并应通过检察监督权的依法行使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运行。     

刑事司法视野下民意的审视

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审视,民意是非统治群体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的带普遍倾向的利益诉求。其中的民愤往往会加重定罪量刑,而民怜则会减轻定罪量刑。虽然民意具有非理性、易变性和难以衡量性的缺陷,但由于其是实现司法社会效果的重要推动力,因而应该审慎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     

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的被害人地位问题研究

随着被害人学以及保护被害人运动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研究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国现行的法律虽然为被害人设定了许多权利,但其实际地位远不如法律的规定。为此,有必要从刑事司法政策的角度落实被害人地位,实现其权利的救济。     

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救济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它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朗。依据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由法院对刑事追诉机关的活动加以审查,对公民实施的各项强制措施,只有通过法院的审查认定其合法正当之后才能做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严重缺失,亟需通过改革加以确立。     

平衡观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困境与改革

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是恢复和平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传统司法环境中的价值失衡、刑法观念缺乏宽容以及司法的封闭等因素制约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这使得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权益无法真正得到保障,也导致司法无法得到公众认同。只有通过积极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培育出适合刑事和解制度生存的司法环境,刑事和解的功能才能真正得以发挥。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评《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一书是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是一种“有效率的正义”,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重视对个人的教育与改善,关注犯罪治理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正义。这是一种主张“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它为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打造了理论平台,促进了我省刑事和解等公诉改革举措的顺利开展。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新思考——从李天一案谈起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是我国少年司法发展的重大突破.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天一案,反映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存在诸多缺漏,致使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达成制度设立初衷,且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未成年犯权利的保护,也无法助其消除因犯罪获致之社会不利评价.完善该制度,需拓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明确禁止披露未成年犯身份信息,完善封存、查阅与权利救济程序,并以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为目标.     

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上的创新之举,但该制度并未赋予指导案例的法律效力,未能完全发挥它在克服成文法缺陷、保障司法统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屡屡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统一性、稳定性、公正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条件已基本具备——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成功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悠久的判例传统提供了历史借鉴;我国法院案例指导的实践提供了实践基础;判例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运作的技术条件。     

惩罚、隐恕与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

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与私法领域的被遗忘权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隐私或信息权利的保护并非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刑事制裁的边界与隐恕的伦理要求催生了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追诉人对被遗忘权的渴望.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构造应当是阶层化的,犯罪记录不被法庭使用、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灭、删除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刑事被遗忘权在不...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构建

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与不足,其原因既有司法理念层面的问题,也有司法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司法体制层面的问题。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明确指导原则,加强和完善民意反馈机制、民意缓冲机制、民意协调机制、民意保障机制等四项机制,使民意与刑事司法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的震动,降低社会成本,才能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刑事司法和民意的和谐。     

刑事和解的理论支持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一项具体举措,无论是在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刑法谦抑性,适应行刑社会化、个别化、轻刑化发展趋向,还是在加强对犯罪人的改造、维护被害人权益等方面,均凸现了其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由于刑事和解在我国并不是一项成熟的制度,不但理论上人们观点各异,实践中的作法也各不相同,这也使刑事和解屡遭诟病。鉴于刑事和解受到的诸多质疑,深入研究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和谐社会视野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探

刑事和解是中国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的兴起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同时契合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探讨其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保障,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和谐社会视野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探

刑事和解是中国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的兴起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同时契合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探讨其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保障,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论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以公安机关刑事司法实践为视野

我国立法对于取保候审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保证金和保证人罚款的额度、取保候审的期限等方面规定得不明确,易令人产生歧义而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如可先行取保候审的却先行刑拘,不需逮捕的却提请批捕,逮捕后可取保候审的不取保候审,可取保候审的非要监视居住.此外,在实践中,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如何处理、取保候审期限届满需续侦怎么办、外地人取保候审难以实行、派出所难以落实取保候审任务等问题的有关规定也不太符合实际.要解决这些缺陷和问题必须从立法上进行补充和修改,作出权威统一的司法解释,对取保候审的审批加强司法监督,等等.     

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法律思考——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角度出发

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单纯地将司法解释权作为一种机关权力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这导致了我国司法解释过于抽象、司法裁判过于机械等弊端,从而影响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因此,应该考虑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将司法解释权从一种机关权力转变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力。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发挥了有效缓解案件双方当事人关系,提高办案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的积极作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仅仅由其有可能判处的刑罚和刑期来决定,而应当依据案件种类与犯罪的情节综合评定。和解程序要严谨而高效,给双方的和解提供适当的外部条件,并建立刑事和解的监督机制。     

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问题一直备受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以"新社会防卫论"等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模式、国际原则以及国外立法例,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设置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机构,以期对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模式,甚为重要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