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知识分子思想构成研究——以兰学家杉田玄白为例

杉田玄白（1733－1817），日本近世（1603－1868）著名医学家、思想家，兰学先驱。他曾积极宣扬“西学”，力图通过对“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观的批判，铲除日本“慕夏”思想的根基，促使日本积极吸纳西洋的文明成果；在日本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之下，杉田玄白提出的开国通商等主张，虽旨在应对来自沙俄的北方危机，但却对锁国体制本身构成批判；其为挽救幕府统治危机而提出的内政改良倡议，虽为德川后期的改革思想张本，但仍受传统的局限而难有新意。总之，杉田玄白思想的独特构成，很大程度上代言了日本近世知识分子及其时代的特征。     

丁玲确系李自成之后裔

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包括“族谱”、“县志”）、民间传说、档案以及临澧蒋家所收藏之明朝宫廷宝物的分析，考证出著名女作家丁玲确乃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后裔。     

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日本介绍毛泽东可追溯到二、三十年代 ,而真正意义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从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 ,日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 ,至六七十年代出现重大变化 ,全面开展了有关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 ;与此同时 ,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而其中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深度 ,其成果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80年代以后 ,日本研究毛泽东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怎样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在这几方面 ,日本学者做了不少探讨。     

明代历史定位问题新探

传统至今 ,史学界都把明朝当作一个统一王朝 ,即统一了中国的王朝 ,如“元———明———清”说 ,这种做法欠妥。其实 ,明朝只是统一了汉族和多少数民族 ,但并未真正统一中国。因为明朝的前政权———元并未被真正消灭 ,北元及蒙古诸部与明以长城为界 ,一直处于对峙之势 ,形成了事实上的南北朝。而史学界关于 13 68年“元朝灭亡”、13 87年“中国再度统一”等说法 ,都根据不足。明朝的真正历史地位 ,应定为“元季南北朝”的南朝之大明。     

论银行“飞单”刑法评价问题

银行“飞单”是近年来理财产品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随着华夏银行“飞单”案发,银行“飞单”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由于银行“飞单”的特殊性,对于如何对此类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由数个银行“飞单”案引出,结合银行“飞单”的概念、内涵、具体特征,以探讨如何对银行“飞单”行为进行刑法评价.通过对银行“飞单”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等的分析,银行“飞单”能够纳入《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评价范围内.     

试论公司的直索责任

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在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道德风险、滥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律责任等诸多弊端,为矫正这些弊端必须确立公司的直索责任制度.直索责任是通过否定公司法人人格,使有限责任相对化而产生的一种严格责任.由于我国关于公司方面的法律没有强调民事责任问题,仅有个别司法解释做了规定,因此针对滥用法人人格而确立公司直索责任尤其必要.     

张川谈判及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破产

(一) 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陷入困境。一方面,华北局面仍然不稳,“倭寇之重重威胁,不可再耐”,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现,并未使日本放弃“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企图。广田三原则交涉的失败,表明日本政府与军部仍亟谋立即实行“华北自治”。南京政府不得不表示:“我们临到这个国难严重关头,应当不惜牺牲来御侮     

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贯彻《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条文?文章结合审判实践论述了“关于第三人”、“关于反诉”、“关于发回重审”、“关于再审”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宋教仁是1908年上海版《间岛问题》的真正作者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1908年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印行的《间岛问题》一书为易庵所著,因此已出版的三部大型宋教仁文集均未将该书收入其中.但相关史料证实,该书的真正作者并非易庵,而是宋教仁.这一结论对于推进宋教仁《间岛问题》及中日间岛交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边疆史研究以及回击近年来韩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刮起的为"间岛问题"翻案的妖风,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特产、食俗歌看浙江饮食文化

独具江南水乡平原、海岛特色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浙江“饭稻羹鱼”的生产、生活方式。“饭稻羹鱼”构成了浙江饮食文化的典型基础特征。各地广为流传的特产、食俗歌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浙江地域特色的饮食结构、饮食习俗和民俗生活。这些特产、食俗歌不仅是我们研究、传承和弘扬浙地传统饮食文化的史料,也是拓展以地方食文化为主题旅游的精美广告。     

清末民初浙江监狱改良与日本

本文为中国近代转型时期以日本为媒介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个案事例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清末官绅对日考察,不同于已有较多成果的清末留日研究。据《申报》记载,包括浙江在内的十省于1906年联合派遣正佐官员五十名赴日考察监狱。该史料已为相关研究者所关注,但这些"调查日本监狱员"在日考察的实际状况和回国后的活动至今不为人知。在梳理浙江省派员名单,挖掘其在日活动史料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其中三人回国后在浙江省监狱改良中作出的贡献。     

民国中期浙江籍学生留学日本之研究

自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后，浙江就积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文章试图利用民国期刊中有关留日政策的资料和日华学堂出版的历年留学生名簿，对民国中期浙籍学生留日的状况做总结分析，力图探究民国中期浙籍学生留目的概况。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Region in Southeast China

After the Lugou Bridge Incident, the Chinese nation began the whole nation'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the south, the Shanghai battle opened a prelude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Southeast China. Through repeated battl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and YueHan railway line, Japanese troops not only occupied Shanghai, Wuhan and Guangzhou, the three most developed cities in southern China, thus taking control of both sid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ut also captured ports off the Chinese southeast coast, thus taking control of China's long coastline. Accompanied with the military situation changes, four provincial party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of Zhejiang,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successively moved in to the foothills of either side of the Wuyi Mountain and to the mountain area of Nine Mountains, thus the southeast reg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gradually being formed, composed of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 of Fujian, Guangdong, Jiangxi, Zhejiang, Anhui and adjoining areas.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southeast regio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s located at the front lin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t wa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rear of the war,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 But from the inside , it was both in the frontline and had its own rear and hinterland. This region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eserves in-dep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s a whole.     

论浙江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作为后起之秀，已成为位列全国的第五大华侨省。改革开放后，浙籍侨胞的捐赠、投资、技术引进、信息互通，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资库、智库、信息库”的作用。根据浙江侨务资源的特殊性，为确保这一资源不衰不竭，应重点关注新华侨华人和后裔新生代，以民族文化为纽带，以经济商贸利益为基础，增强他们与浙江的感情联系，厘清他们在浙江捐投资的发展趋势，完善捐资投资环境，解决重利用轻保护，重引进轻培养的工作思路，势将进一步促进浙江经济建设的发展。     

抗战时期浙江报刊的类别与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的报刊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从主办者的角度看,它可以分为八种类型;从自身的特点看,它具有与以往各时期浙江报刊不同的特征:第一,除日伪报刊外,抗战时期的浙江报刊找到了政治上的认同点--举起抗日旗帜;第二,杭州沦陷造成全省文化中心转移,形成新的金华--丽水文化中心.     

清末商标法律订立的肇始——中外续约谈判中最早涉及的商标保护条款

中国正式引入商标保护制度始于清末中英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的谈判和规定。随后,清政府和英、美、日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的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其中均规定了商标保护条款。尽管它们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有关商标保护条款的订立,给中国人淡漠的商标保护意识以很大的冲击,为近代商标保护和管理、以及随后清末第一部商标法的颁布都起了推动作用。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中对外报的重视与应用

报纸在近代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外交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凸显了对外报的重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清政府也能够将外报作为获取外交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对外报的重视与利用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外交心态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思想的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我国外交进入了最有意义的转变期,在形势判断、外交重点、外交战略、外交原则、外交对象、外交风格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民国时期浙江畲汉民族的互动与友好——以两则口述史材料为中心

民国时期，浙江畲汉两个民族之间的互动，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频繁，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更为深刻。史料（尤其是口述史材料）证明：在同一块土地上，畲汉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凝结而成的友谊，成为民族和睦相处的佳话。畲汉互动，可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民间交往层面。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彰显鲜明中国特色,即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倡导涵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理论自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洞察得出的重要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体现出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以新型全球化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