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信仰与理性

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围绕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知识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托马斯·阿奎那宇宙论证明,就此讨论基督教哲学中信仰与理性,这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行走在涕泣之谷和上帝之城间——奥古斯丁自然法思想探究

试图理解奥古斯丁和洞察自然法是同样困难的,鱼和熊掌如何兼得?本文的路径是沿着奥古斯丁个人追寻神性、真理的轨迹,阅读这一伟大思想家的心灵史时观察到奥古斯丁的自然法的实质是信仰,奥古斯丁的自然法典里饱含对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爱与秩序的体验和凝思,这来自上帝的启示是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关怀和审视,它和整个自然法的历史交汇不是偶然的———自然法首先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然观:人处在何种自然状态则当如何存在,自然法的过去蕴藏着人类向神诉求自然权利和秩序的价值审美活动,因此可以认为:自然法的兴衰维系人的命运,对于自然法而言,信仰先于理解。     

马克思的哲学意识、科学意识及历史意识

本文结合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本质的讨论 ,致力于探讨在哲学意识与科学意识的关系问题上 ,马克思所具有的与西方现代哲学家不同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尽管没有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转向现象学和存在论 ,但他依然很好地发挥了哲学的意识 ,并且恰恰就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要克服的认识论的维度上来发挥这种哲学意识的 ,这就是马克思科学认识论的丰富内涵之所在。     

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关于＂时间＂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不断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奥古斯丁之前,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传统时间观是西方关于时间观念的主导思想。然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时间观改变并影响了罗马后期及整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观念,他从＂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两个向度对时间进行的分析和思考受到后世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本文也将从这两个向度着手进行分析和思考。     

杰斐逊与美国新闻自由的确立

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博学、最勤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自由是他终其一生追求的理想。从《独立宣言》的发表到权利法案的通过乃至自由条款中新闻自由的确立,杰斐逊都成绩斐然。本文正是以新闻自由为主线,考察他作为思想家,其"至上论"新闻自由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哲学意蕴及主要内容;作为政治家,他是怎样践行和确保新闻自由的,进而体会杰斐逊是怎样将思想与行动(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杰斐逊是他那个时代最为真诚的新闻自由主义者。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实际上与他的民主理论和哲学理念一脉相承,是杰斐逊民主理论的集中体现。     

奥古斯丁与卢梭作品中“人的宗教”——谨以此文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神学家,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都是把敏感而神圣的灵魂赋予人类的杰出思想家.他们都没有用神性的权威扼杀人性,而是赋予人性或人心能感受到的一切以神圣性.他们只说真话,流露真实感情,在这些真实感情脱离世俗生活的功利性的过程中,流露出一种长久以来影响西方文明的“人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神学与启蒙之间有一种被人们忽视了的隐秘的关系.     

罗尔斯的社会公正学说评介

社会公正理论,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心理基础。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理论界的一个弱项。鉴此,谨评介美国著名思想家罗尔斯关于公正的论述,以飱读者。 罗尔斯以他的巨著《公正论》一书在西方闻名,跻身于同亚里士多德、斯季威克等著名道德和政治思想家的行列。不过,罗尔斯并没有讨论一般的哲学理论和道德、政治哲学,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论《存在者与本质》中的形而上学概念

对存在者、本质、存在、本体这些形而上学概念的讨论、分析与理解构成了托马斯.阿奎那整个神学哲学的基础。他对上帝的理解与证明没有例外地以他对这些概念的讨论为前提;也正是对这些概念的区分和阐释,完成了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督教化,使基督教一个最危险的希腊敌人彻底融入了基督教世界。     

哲学须得向科学学习——再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从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欧陆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哲学与自然科学在思维方式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理性的概念和范畴的意义在哲学与科学中又是不同的。当代,相对论和量子论等新兴科学对传统哲学的物质、宇宙等观念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存在、混沌这类概念的哲学意义进一步彰显了出来。现代科学对哲学的推进,说明了哲学应当向科学学习。哲学不能把科学新成果纳入自己固有的框框,成为自己的佐证,不能以自己的教条抑制科学的探索,也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哲学须以科学的成果来启发自己的思考。     

历史经验与实践经验：欧克肖特哲学基本问题之讨论

如果我们愿意倾听欧克肖特的哲学或其可能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领会它呢？今天，欧克肖特是以“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而名世的，但他与新近复苏的美国保守主义在思想上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或毋宁说，他的思想与传统主义更为吻合。不论人们怎样看待他的思想，欧克肖特已经为健康政治学所必须的理论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支持。如果在欧克肖特的著作中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那就是他强调理论渗入（政治）实践带来的道德和政治的恶果。但是，他对渗透（政治）实践的恶果的强调并未因他主张人们需要通过追求传统暗示来指导其政治活动的观点而减弱。     

伽达默尔的瞬间概念

时间问题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伽达默尔吸收了西方时间观中关于充实的时间的思想,提炼出自己的瞬间概念。瞬间概念将流逝的时间因素转变为人的生命内涵,一方面为伽达默尔形成历史性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令伽达默尔得以阐述人的历史性连贯性与现实历史的非连贯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借助于历史性的连贯性建立现实历史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为新旧不同视域的融合提供了契机,令伽达默尔得以阐述现实历史中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既断裂又融合的相互关系,表达自己侧重于连贯性而非断裂性的历史观。瞬间概念还同伽达默尔的历史间距、应用、效应史等观念水乳交融,为我们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总体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论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与重塑——兼论高校传统德育现代转型的五个维度

中华民族是有浓厚感恩美德底蕴的民族，由于主客观原因导致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表现在诸多方面，而传统德育的缺陷、社会变迁的消极影响和大学生德性修养的缺失是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深刻原因。重塑当代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应该从德育的理念、目标、内容、体制、过程几个方面实现传统德育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自由的体系,是一篇自由的宣言。自由具有偶然性之维,只有打破必然性命运的束缚,人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基本因素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人的能动性之所在。马克思追求的自由是定在之中的自由,也就是现实性的自由。这种自由通过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来实现。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从“箱根计划”看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发动

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首倡者和发动者，事变的根源就是在日本制定的“箱根计划”。该计划是杨虎城在1928至1936年间行动的指南，杨虎城在西北建立革命救国基地的努力及与蒋介石加强独裁的企图之间的矛盾，与中共联系的日益紧密等，都是箱根计划内在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安事变是杨虎城在计划执行受到强大阻挠并竭力将之排除而采取激烈行动的结果。     

论实践的方法论与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是实践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马克思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路径和方法是实践的。因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前提——实践的方法论,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     

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司法主权意识的觉悟

近世国人的司法主权意识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懵懂、觉醒到觉悟的过程:懵懂,使得他们在西方列强的威慑下将司法主权拱手相让;觉醒,促使国人初步认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并提出司法改革动议;觉悟,促使他们把收回司法主权与自觉筹划司法改革与创新相结合,试图将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内化为法治意识,促进司法近代化进程。近世中国司法改革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收回司法主权。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权(包括司法主权)的收复,这是近世民族主义运动结出的硕果,然而,司法近代化进程也就此中止,出现了动机与结果的背反,形成畸形的中国司法近代化轨迹。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拥有司法主权,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为支撑;良好法律的有效实施,则是国家民族强大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