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合伙人能否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我与王某等六人同为一家从事食品加工的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合伙协议约定王某作为企业负责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近来，我们其他几个合伙人发现，王某将自家生产的产品销售给本合伙企业，且价格偏高。我们向王某提出交涉时，王某以合伙企业协议并未约定其表人不得与企业进行交易为由，拒绝采纳我们的意见。不知王某的这一说法是否正确？     

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合伙企业引发的法律思考

相较于199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在制度上有许多调整,公司可以参与合伙并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即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创新之一。但是,公司作为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经营和管理,毕竟与自然人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到合伙企业之中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能对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公司债权人等造成不利影响。在实践中,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公司在利用合伙企业的投资优势的同时,能够建立适中的风险防范机能。     

美国有限合伙法中合伙人之信义义务

有限合伙是风险投资的一种通行组织形式,在美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正着手有限合伙的立法工作,而2001年美国第三次修订了统一有限合伙法,其中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根据这部新的统一有限合伙法,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而有限合伙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规定的完善

合伙人身份转变与合伙人数量变更是合伙人变动的两种情形。我国《合伙企业法》虽对合伙人身份转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缺陷。应当加强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过程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立法者可以通过付与有限合伙企业告知义务和赋予其债权人异议权,以充分保障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     

合伙债务 合伙人不知情也得承担偿还责任

法官： 李某与刘某合伙开了一家农产品超市，李某负责对农产品的采购。自2009年8月后，李某曾先后5次到我处购买农产品，共欠下我货款31000元，并由李某写下了欠条。当我持欠条去索款时，得知李某已因车祸昏迷不醒，而刘某则以不知情、未经手为由拒绝。请问：合伙人能否以不知情或自己没有经手为由拒绝履行债务？     

新《合伙企业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制的挑战

中国现行的合伙企业税制只适用于对由国内自然人组成的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新的合伙企业法允许公司等商业组织以及外国投资者加入中国合伙企业,带来现行合伙企业税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新的合伙企业税制必须尽快解决两组问题:(1)允许所得在分配给合伙人时性质保持不变,即允许所得性质"上传";(2)防备纳税人利用合伙特殊分派而达到避税的目的。本文建议,新合伙企业税制暂时不应允许亏损现期分派,因为必要的配套制度(如确立出资账目及债务分派制度)对中国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来说都过于复杂。     

论个人合伙的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本文对个人合伙的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以期能使其法律化制度化,进而减少合伙纠纷的发生,或使合伙纠纷的处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论美国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

信义义务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和事后的救济手段,能够弥补契约不完全而产生的代理人承诺的空白,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有限合伙制度,但关于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规定还不完善。因此。借鉴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定,是发展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必然选择。     

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争议切入

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是否能够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的争议,其实质是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理论上是遵循“集合论”还是“实体论”的争议。根据这两种不同理论构建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我国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只在合伙人层面征收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符合“集合论”的政策选择。如果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前提考察有关税收规范中的具体规则可以发现,支撑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实体论”。这种形式上采用“集合论”而实质上为“实体论”的混合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形成了独有的内在逻辑,即合伙企业虽然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其是阻隔所得穿透的实体,这需要一个理论清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单行立法来体现。在不改变当前以“实体论”为主的路径下,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立法还应当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税收待遇,从而更好地促进税负公平。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研究

除名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制度价值包括维护公司资本的真实、惩罚股东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维护股东间的信任与公司秩序以及实现公司的个性化自治。股东除名的适用情形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公司立法规定严重的瑕疵出资等公认的适用情形,二是公司章程关于除名事由的特别规定,三是将概括的重大事由作为有弹性的适用情形,留给司法的有弹性的适用。由于股东除名涉及公司多个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等多重利益关系的变动,因而需要建立严谨的除名程序与诉讼救济措施,以防止股东除名制度被滥用。     

论有限合伙人的"执行合伙事务行为"

有限合伙人的"执行合伙事务行为"是有限合伙法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却是模糊的。美国有限合伙法的发展趋势是日益扩大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控制权。我国合伙企业法虽没有必要盲目追随这一趋势,但其现有规定过于保守,应该允许有限合伙人拥有对合伙事务一定程度的执行权。     

论合伙企业的破产财产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合伙企业的破产程序依照《破产法》的规定进行,但是由于合伙企业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其在破产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破产财产的认定上。因此本文仅对破产财产的范围进行讨论,对其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将合伙人与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明确的区分从而避免财产混同和人格混同的状况。     

论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

合伙法律制度的核心便是合伙人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合伙不具有法人地位,一方面,本着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鼓励合伙的发展；另一方面,合伙的特殊性质需要对合伙债权人进行特殊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从根本上来说就体现在法律对合伙人法律责任的规制上.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从《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到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的一系列比较完整的合伙法律体系.合伙的种类也发展到普通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浅析

有限合伙在英美等国家是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经过长时间的论证,我国在新颁布的《合伙企业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这项制度,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繁荣发展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促进。本文旨在结合新法对有限合伙制度做了简要的分析,对其特征优势及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对这一制度有更加深入的体会。     

关于合伙人出资问题的探讨

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合伙人还可以用劳务进行出资。合伙人用劳务出资时就产生了合伙企业解散后合伙财产如何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合伙人在进行出资时,可以以所有权出资,也可以用其他财产权利进行出资,此时明确合伙人出资的所有权权属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清偿合伙债务与合伙人个人债务的顺序

王某、李某、张某三人于1997年10月达成协议，集资10万元共同开设某商店。其中，王某出资2万元，李某出资3万元，张某出资5万元，三人约定按出资比例分享盈利，分摊亏损。1997年12月，年终结算，略有盈利，三人按协议进行了分配。1998年6月开始，三人发生了意见分歧。1998年9月，王某个人贷款投资经营的个体零担长途运输，因所运海鲜腐烂，损失4万元，王某变卖了他的运输车辆消偿债务，还清了贷款，但仍欠某渔场2万元。     

完善合伙企业制度促进合伙企业发展

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修订）》，并于2007年6月1日起实施。此次修订，扩大了合伙人的范围，增加了合伙企业的形式，明确了不对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而由合伙人缴纳所得税的原则，对于鼓励民间投资，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合伙人侵占合伙体财物能否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案情]2011年1月1日,河南省汤阴县纪元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元公司）与程某某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由程某某自行组织合伙经营团队,负责该公司的生产和经营。2011年2月15日。程某某组织刘某某、温某、孙某某等12人签订合伙协议,合伙承包纪元公司的生产经营。2011年2月至7月,孙某某先后将销售到安阳市轻纺城、内衣城等地的棉纱款收回,以数年前自己在纪元公司（时任经理为程某某）工作期间曾经遭受工伤,该公司尚未足额支付其补偿款为由,截留占有棉纱款共计435699．9元,经程某某、刘某某、温某等人多次催要．拒不退还。本案争论的焦点是孙某的行为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速解]本文认为孙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如下：首先,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分析,孙某某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所谓“其他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一定经费和财产．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组织,而程某某、刘某某、温某、孙某某等12人协议组成的只是一个松散的合伙体,属于民法规范的特殊民事主体,不符合刑法第271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组织性特征,从刑法意义上讲,孙某某作为合伙体的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关系平等,也不能界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因此,孙某某不属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其将合伙体棉纱款占为己有的事实也不宜评价为犯罪行为。其次,从刑法的谦抑性审视,孙某某的行为不必要作犯罪认定。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必要性,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虽然主要适用于立法环节,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完全否定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指导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同样需要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凡是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解决问题的,就不要随意动用刑事手段,从而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治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语）。     

约定不明时如何表决合伙企业事务

我是一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所在企业共有5名合伙人，其中合伙人王某的出资客达55%，企业创办时，由于大家都是朋友，相互信任，没有书面约定企业经营管理中相关事项的表决办法。头几年，合伙人之间合作愉快，没有产生多大的矛盾。近年来，王某经常对企业经营中的有关事项擅作主张，基本上是其一个人说了算，我们提出异议时，他说他是控股人，按照法律应当由他说了算。     

合伙经营生意合伙人因工受伤谁担责

问：我与顾某合伙经营废品收购生意。数月前，顾某到一家工地收购废旧钢铁时，不慎从卡车上摔下来受伤，构成十级伤残。顾某的家人要求我承担其医药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的一半。我认为，顾某受伤是他不小心摔倒所致，我没有过错，我只能出于人道主义给予他一定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