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以小制大”机制

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以小制大”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项机制.对“以小制大”机制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表现的考察和分析证明,从监察权力自身固有的特点、监察官员积极性的发挥和防止监察权对行政权的干扰几个方面,这一机制确立具有必然性；从监察官员直属于皇帝和对监察官员的管理措施两个方面可以寻找到这一机制实施的保障条件；“以小制大”机制并未随着历史的终结而完全失去现实价值,其对中国当代监察制度的改革完善依旧有所启示.     

监察监督权：应然面向、实然短板和优化路径

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权力顺畅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充分发挥权力效能的前提和基础。监察权并不是一个“单一”或“单项”权力，而是由监察监督权等三个子权力构成的“合成体”。相较其他二者而言，监察监督权相对弱化，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强化监察监督权的必要性，并加强监察监督权行使的制度供给，充分“激活”监察监督权，避免监察监督职能陷入“沉寂”状态，以保证国家监察发挥效能。     

《监察法》应引入追诉时效制度

自《监察法》实施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和“纪法融合”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职务犯罪与违法行为得到了有力惩治。但关于职务犯罪与职务违法案件追诉时效制度的建设却仍有阙如。具体表现在《监察法》尚未规定时效,造成“调查—移送起诉—审判”环节衔接不畅。故唯有在监察机关调查处理职务犯罪与违法案件时引入刑事法的“追诉时效”制度,承认追诉时效对职务犯罪与违法案件的“双重适用性”,破解《监察法》适用时效制度在学理与实践中的障碍,方能促进《监察法》的程序更加细化,推动“法法衔接”的顺畅。     

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监察工作信息是监察权力运行的载体,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则是监察工作全领域、全口径、全流程的外化表现,在法治轨道上构建科学合理的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对监督权进行再监督”的必要保障。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承载了知情权与监督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制度载体,以党规与国法作为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所具有的法律属性,需通过制定《监察委员会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规制。应科学界定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范围,完善主动公开方式,建立依申请公开方式,同时对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监督与救济机制进行构设,以增强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的可操作性。     

"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

“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不同。传统礼治的根本原则是确认和维护社会的等级差别,“以德治国”的根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治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等级社会的人际和谐、社会统一,“以德治国”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现代德治要摒弃传统礼治中的封建糟粕内容,批判吸取和利用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国家治理的独特作用。     

朱元璋的反腐制度为何落空？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     

精准激励：国家监察驱动营商环境优化

监察是一种负向激励,根据激励强度不同,存在约束过度、约束适度和约束不力等三大作用象限。激励理念不开放、监察制度不完善、监察执法不严格、监察信息不对称等共同造成了约束不足或约束过度。当约束不足时,事前威慑过弱会“诱使”公职人员有意消极履职,事中纠偏不力则会“放任”甚至“鼓励”公职人员继续消极履职。当约束过度时,事前威慑过猛会“逼迫”公职人员“避责”,事中纠偏过当会“刺激”公职人员加剧消极履职。公职人员消极履职会阻碍惠企纾困政策的落实和体制机制的高质量运转,恶化营商环境。因此,优化营商环境,克服监察失灵,必须提升监察精准度,推进“适度监察”,充分发挥监察的威慑功能,削弱公职人员的越轨动机,控制监察的执法力度,激发公职人员积极履职。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历史借鉴价值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监督处于关键性的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制，必须十分重视借鉴中国传统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以下方面仍然值得今天借鉴：监察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制；充实完善监察立法；对御史及其监察活动进行监督；特别选用监察御史；树立御史权威；实施秩卑、权重、赏厚的巧妙设计。借鉴中国传统监察制度决不是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而应该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扬弃。     

唐朝:吏治最好的时代

唐朝前、中期大约是古代历史上吏治最好的时代,这得益于两点,一是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监察制度,二是以“仁政”为核心的施政理念. 仁政和法治精神 唐太宗吸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经验,自开国起就有很强的民本思想,制定法律以“宽仁”为基调,“用法务在宽平”.     

汉朝的腐败与反腐败

西汉初期,沿用秦朝的监察制度,中央设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下设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设“丞相史”监察各郡,也就是说,整个监察体系是相对松散的.直到汉武帝时期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一个州设一个刺史,作为州的固定的监察官;在京师和京师附近则设司隶校尉,作为监察官.这才有了比较成形的国家监察制度.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期廉政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儒家经典《论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廉政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为政以德、克己复礼、仁义为先、乐天知命等方面。不过我们也要对此辩证分析：“仁者爱人”不能等同于“以民为本”,“礼治”不能等同于“法治”,“圣人之治”的理想只是乌托邦,“天命”信仰仍旧包含迷信成分。在客观分析《论语》中廉政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之后,在扬弃礼制、仁义、君子人格、天命信仰等思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论语》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表现为：法治是廉政建设的根基,人民至上是官德的核心,集体主义应成为所有人的基本处世原则,共产主义是值得所有人拥有的共同信仰。     

义利关系的历史视域与现代视域

“义”与“利”是道德关系的基本范畴,是“人我关系”在利益维度的折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宗法礼治秩序与整体主义的人伦环境,为“重义轻利”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深化,重义轻利道德价值观逐渐消融。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封建时代监察制度失败的原因

分析了封建时代监察制度失败的原因。作者指出，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举措。对于监察监督制度的存废有决定性影响。唐太宗曾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辜，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一言中的。在中国历史上，破坏监察监督制度的不是别人。正是不受监督的皇帝本人及其家族、外戚和亲近左右等最高掌权者。上层的腐化，使监察制度形同虚设。     

孙中山缘何提出考试权之独立——从科举考试制度中寻找答案

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提出"五权分立",即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那他为何提出此想法?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大致可有以下两种解释:一是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存在制度缺陷;二是孙中山认为考试和监察皆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好制度理应继承。那么,这两项制度到底好在哪里呢?笔者想从科举考试制度的相关内容中寻找孙中山关于提出考试权独立的原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隋朝监察制度的当代意义

隋朝监察制度在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监察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朝监察制度重视从社会底层获取信息和对监察机构工作机制的规范,其言谏系统具有封驳的法定权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监察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研究隋朝监察制度对我们今天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礼治、法治抑或人治——荀子历史哲学基本特征的再探讨

荀子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是礼治、礼法并治抑或人治?目前学术界对此尚存歧义。如果说法治在荀子历史哲学中处最低层次,那么中间一层便是礼治,最高层则是人治,法治、礼治皆涵括于人治思想之下,人治思想才是荀子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 在荀子历史哲学结构中,“礼”处于核心地位。荀子对礼非常重视,如清末学者王先     

试论监察监督与发展经济的辩证关系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廉政监察监督为重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执法监察监督入手，全面发挥监察监督职能作用，为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监察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这是我们确定监察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监察监督工作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但是，现在仍有些同志对这一指导思想，在认识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认识问题。有的认为，监察监督工作为经济发展服务，是在做“应景文章”；有的认为，监察监督机关提出要…     

探析亚里士多德监察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非常丰富,监察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亚里士多德监察思想的来源、监察制度的设置原则、监察制度的评价,对于探究对我国监察制度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正君作用

在君主专制时代,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包的绝对权力。如何保证天子宪令的正确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我国古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君主进行制约的言谏制度。即设置兼职或专职谏官,建立相应的机构,如门下省、谏院和六科给事中等,以规劝君主并使其改正过失。言官谏诤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匡正君主,谏诤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