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主线、时代要求与治理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需要为主线，其现代化的法治进路落脚于人民的法治需要，其实践机理表现为构筑与人民法治需要相适应的新型法治供给制度体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由此展现为人民法治需要与国家法治供给之间形成的二元动力结构。作为国家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供给侧体现了与人民法治需要相匹配、相适应的根本导向，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现代化发展战略。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健全的制度供给，这一供给以国家的立法供给、执法供给和司法供给为主体，是展现优质高效现代治理品质的法律制度供给。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路中，法治实践展现了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融合，法治供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互动协同的理念。     

我国建成法治国家的探索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但是在经济制度、法治观念方面,离法治国家的标准还很远。找出不足,认清差距,才能最终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     

传统法文化与法治文明建设

本文紧紧围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阐明了传统法文化及法治文明建设的内涵、外延，论述了传统法文化与法治文明建设的关系，并密切联系国内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对我国现代法治文明建设提出了个人见解和建议。     

中西方对法制与法治理解的差异

中国学者认为法制与法治是治国的一种方式，是国家实现目的的工具，将法制作为法治的前提；西方学者认为法制与法治是对国家的限制和对公民的保护，将法制作为法治的一个环节。中西方对法制与法治理解差异是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在观念上的反映。法制与国家有必然联系，贯穿于国家的始终，不反映国家形态；法治和国家有必然联系，又和民主有必然联系，反映特定的国家形态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模式与路径

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走上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征程：在模式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指导，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法治建设的红色基因，让法治建设形成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德法共治、本土特色“五位一体”的法治模式；在路径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坚持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党的领导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结合、本国国情和他国先进经验结合，努力实现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的结合，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人权与和谐：法治国家视域的探究

“和谐社会”首先是作为法治国家的基本命题存在的。立足法治国家视域可以看到，人权是法治国謇的基本要素，和谐则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诉求。以和谐理念统摄、重解人权与法治国家的内涵．进而以人权法治化促和谐，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意义及其途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各级领导必须理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按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把法制建设工作抓紧抓好。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证成及其框架内涵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基于本国实际存在差异，进而塑造相应的本国法治话语体系。经典法治概念在法治国家得到传承，但法治现代化需要在经典法治概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拓展和延伸。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构建，根植于中国法治伟大实践，汲取和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时代特色和显著优势，是法治现代化的代表性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框架内涵包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和以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总体任务。     

以自由看待权利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建设法治政府 树立现代行政法治理念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坚持执政为民，建设法治政府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那么首先需要的就是树立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法律权威至上、服务理念、尊重人权的理念、有限权限理念、责任理念、诚信理念、监督理念、程序法治的理念、权利救济的理念、行政民主的理念构成现代行政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中国近代未能走上法治国家道路原因再探

自17世纪中叶英国率先成为近代法治国家后,欧美许多国家及亚洲日本也先后走上法治之路。但是,中国近代法律改革却艰难曲折,未能实现法治之梦,直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才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探寻制约中国近代难以步入法治之路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下我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和法治改革正确路径。     

法治政府及模型演进

依法治国 ,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方略。要建设法治国家 ,首先就要致力于构建法治政府 ,这既是法治国家的实现手段 ,又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法治政府的相关形态 ,指出了我国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应该适用的模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法治观新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有其重要的社会背景。本文认为法治观是对法治精神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并在和谐社会视野下探析了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条件和法治国家。     

新时代公安院校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形势，对国家安全法治的需求也在增加。公安院校应当切实担负起强化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责任。公安院校国家安全法治教育存在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性、缺乏协同育人的机制、课程设计与教材薄弱、缺乏评价机制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协同育人意识、加强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完善评价机制。     

法家“法治”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为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其中，法家“法治”理论自成体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现成的治国思想指导。文章通过客观认识法家“法治”理论的内容，考察其在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挖掘其对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可借鉴的合理成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机制

法治中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指向。从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来看，法治中国建设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和成就已然转化为实践层面常态化、系统化的机制体系。具体表现为关注法治理念普及化的理论教育机制、聚焦法治理念规范化的制度化机制、专注于法治理念践行的行为化机制和侧重于以“三治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统筹协调机制。这四种实践机制交相互构，共同形塑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实践体系。     

传统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是世界最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君臣共操，刑无等级，以刑去刑，构成了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治” 国家，传统法治思想的主要局限是缺少“民主的法制化”理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治民工具。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论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并立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对社会实行法律之治。法治不仅仅是国家法之治,同时也是民间法之治。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必须明确国家法与民间法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