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正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遵义会议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被载入史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经过激烈民主讨论,     

周恩来同志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卓越的,无可比拟的。然而,在评价和研究遵义会议的功绩时,不能不特别提到周恩来。一、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有执行博古和李德所制定的错误军事方针的若干失误,但长征初期他就开始认识,并积极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外历来享有崇高的威信,而且又是颇负盛名的军事家之一。第四     

论叶剑英对长征胜利的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60周年了,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征战中,叶剑英以其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长征前夕,为保护革命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下接连失利。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设想,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其准备工     

历史的多重变奏: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通道会议的召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具体说来,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与军事态势,是通道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和战士对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不满,是通道会议召开的重要因子;新"三人团"的形成,为通道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基础。系统地勾勒这些因素,可以看到历史的多重面相和多重变奏,从而加深对历史会议的理解。     

“刘洛之争”的前前后后

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力擎南方一角天——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

正临危受命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行前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博古、李德等人擅自决定了大搬家式的突围计划和极不负责的留守苏区、坚持斗争人员名单并始终秘而不宣,直至主力出动前两三天才仓促地分别予以通知。与此同时,他们向领导中央根据地斗争的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下达训     

周恩来:中共组织协调的灵魂人物

周恩来的一个特点是牺牲个人、维护组织,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尼克松对他有一段评价。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就是"高度聚焦"。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长征之初,博古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长征之前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他     

“鸡鸣三省”会议究竟在哪个庄子召开

1984年9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秦邦宪)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损失惨重的原因分析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博古、李德在政治上搞个人主义,思想上搞教条主义,军事上搞冒险主义,作风上搞官僚主义,宣传上搞关门主义,统战上搞孤立主义是其主要原因。同时,当时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及其指示神圣化,最终导致中央红军的重大损失。     

红军长征经过（二）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935年6月）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长征的记忆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开始向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一改以往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方法,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碉堡战术,逐步蚕食苏区。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冒险主义掌权,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掌握着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面对蒋介石的攻势,博古、李德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战术。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饱尝失利的苦果。1934年4月,红军广昌保卫战失利,国民党军开始逼近…     

长征途中的重大会议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召开了许多重大的会议,有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会议是匆匆召开的,如巴西会议;有的会议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召开的,如遵义会议。在大会上,既有激烈的争吵,也有和风细雨……正是这些会议,才让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谁曾阻止毛泽东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决定突围西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长的李维汉事后回忆：对于哪些人留下来或随军出发，是按管理范围分级决定的，即分级上报，最后由博古、李德定夺。     

张闻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贡献

一、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张闻天由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到坚决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是有一个过程的。长征出发前,他就开始了和毛泽东的合作,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有张闻天、王稼祥参加的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三人集团”。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王     

长征终点是怎样确定的

1935年9月18日,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也相继到达。在此地,中央决定红军长征以陕北为“落脚点”。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红军长征以陕北为落脚点呢?对于这一原因,曾有过不同的说法。     

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分工及其历史意义

枣林沟会议做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分工工作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领导军事战争、土改和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在晋西北。这一分工是党作出的正确决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分工及其历史意义

枣林沟会议做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分工工作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领导军事战争、土改和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在晋西北.这一分工是党作出的正确决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论邓小平军事占领与地方接管思想

邓小平在领导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的工作中,结合处理军事占领与地方接管的领导实践,就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进驻城市的准备工作,正确处理接管、改造与建设的关系,以及处理军地复杂局势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正确论断。这对督促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完成由军事干部到地方干部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伐战争中的周恩来

正北伐战争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发起。周恩来在北伐战争中积极动员和有力组织,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北伐战争,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大量军事人才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北伐的胜利准备了人才基础。据聂荣     

群龙得首自腾翔(下)——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怀念稼祥同志

不出稼祥所料,博古任总结报告中对笫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毫无认识。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