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能主义时代中国“第三领域”的发展

“第三领域”的健康而有活力的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之一，在中国“第三领域”的发展正处于由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过渡时期，笔者在本文着重阐述后全能主义时代中国“第三领域”的问题与展望。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

公共性是提升社会自我协调能力的基础。“公共性”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和不同层次的指涉。简单地讲,其涉及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公共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从私人向公民的转化。纵观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公共性是激发公众参与意识、培育“公平正义”社会价值、提升社会自我协调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所在。     

创新云南企业“走出去”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加之近年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导致云南企业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便成为一些企业的现实选择。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构筑云南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云南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意义重大。长期以来，云南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多以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为主，现在这些传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云南对外投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需寻找新途径，开辟新领域，创造新模式。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分野及互动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或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的知识成果的整体或其某些方面，体现为知识、思想和信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则是产生公共意见的社会领域或社会空间。两者虽然分属法律和政治系统，却在两个系统的结合部——立法过程发生联结。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思想和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素养、培育市民社会、提供哈氏公共领域的思想源泉。哈氏公共领域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立法的公众参与、民主协商条件的达成、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领域保留的平衡，从而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留提供运作机制。两者的互动关系由于“知识产权政治学”的实践还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将实施12项重大人才工程”等信息四则

我国将实施12项重大人才工程国务院6月6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10—2020年，我国将实施12项重大人才工程：——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在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科研领域设立100个科学家工作室；每年重点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转型期尤需重视问题的“社会性”

调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个主题。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许多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都属公共问题，不过是以社会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些矛盾，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矛盾”，而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常态社会关系。像医疗、住房、教育等难题，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是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具有保护的法理学根据，但人们却常常忽略了对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日益膨胀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公有资源被个人所垄断，发达国家也多利用知识产权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掠夺其丰富的非物质财富。公共领域面临的现实危机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保护，以保证知识产权创造的源泉。     

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

“市民社会”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认识近代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涵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黑格尔最早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的家庭和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论点，揭示了国家的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地位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马克思“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基本被排除，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而哈贝马斯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入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所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膨胀和追求利益的冲动会摧毁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精英”与“平民”群体的同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既是外在结构性的"场域"与其内在文化性的"惯习"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融会自然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生理维度与心智维度的"文明化"过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群体,其内部的分化使得"精英"群体与"平民"群体在心理、职业、婚姻等方面的适应状况也呈现出不同的次群体特征。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模式简

一、刑事审判模式的概念 模式一词的指涉范围甚广，它标志了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故模式有不同的领域，如建筑领域有建筑模式，而软件设计领域也有设计模式。当一个领域逐渐成熟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很多模式。     

略论古希腊雅典城邦“和谐”的政治生活

古雅典城邦不仅仅是标识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境况。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它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民主政治",一个基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的生活状态。这种区分根植于古雅典城邦的自身结构与功能中,更根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由、多样性与和谐是现实性的古雅典人的状态。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惩治防范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表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特点。本文作者以其从事金融法实务工作经验及应用理论知识，剖析了当前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阐述了当前惩治与防范金融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针对此提出了防范对策和措施。     

“市民社会”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的概念已有近2000年历史,时至今日,它已被脱胎换骨地赋予许多新的内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往往带着目的论或功利色彩断章取义,这就易于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市民社会既表现为一种事实存在,又是在其之上的高度理论概括;它表现为一个整体社会中的功能领域,是以某种特征为抽象的社会形态,国家和市民社会都是社会中的功能系统,如果将其分裂开来是不科学的。     

谈《老子》中“道”的意义

老子把道上升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并加以阐发，提出了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整个《老子》所建构的思想体系是以“道”作为理论基础的。老子赋予其道各种不同的意义和特性，并通过这些不同意义的道来展示其丰富的哲学思想。老子众多的道主要有四方面的意义：形而上学意义的道、境界形态的道、政治道术领域的道和规律意义的道。由于道在老子哲学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形而上学的道既有宇宙论的意义又有本体论的意义，这种道落实到政治领域而为治国之道，与人生相联系为境界形态领域的道，从社会自然角度则为规律性的道。     

“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是被动性适应;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半主动性适应;少数具有精英特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建构型适应,这是一种全新的、带有趋势性的社会适应,代表了整体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模型,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十分重要。     

国际政治中弱者的权力

综合实力处于弱势的国家,在具体问题领域并不必然处于同等的弱势,甚至处于优势。这种情况何以发生?本文在评述和借鉴既有的主要的权力分类基础上,基于国际权力来源的不同,提出一种关于国际政治中弱者权力的分析框架,认为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派生性权力构成了弱者在具体问题领域权力的要素。具体问题领域权力的对比比总体权力对比,能够更好解释该问题领域国际政治的进程和结果。     

一部自杀社会学研究的“百科”全书——评《自杀研究》

早在1997年时,国内医学领域的何兆雄先生出版了《自杀病学》一书1,该书堪称医学领域自杀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可与之相媲美的是,时隔16年后,国内社会学领域的李建军先生出版了其鸿篇巨著《自杀研究》2,全书63万余字,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堪称自杀社会学领域的百科全书。《自杀研究》共10章,内容涉及:序章;自杀行为的历史;自杀问题的相关研究概述;自杀率、自杀手段、自杀时空研究;中国     

走向“第三领域”:乡绅阶层之于乡村自治的探讨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中国乡村逐渐丧失自治的传统和社会基础,以传统"绅权"为基础的乡村自治的优势已不再显现;但乡村不会因为城市化而消失,以"新乡绅"为代表的乡村建设的精英能人力求通过发掘传统秩序和文化的路径重建逐渐瓦解的乡村。为此,中国应立足于乡村自治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储备,通过不断发挥基层政权的卷入能力、积极发育"人民"的自治组织和完善乡村精英流动机制等措施,从包容的政府和圆融的民间中逐步实现乡村自治走向"第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