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飞跃,其宗旨在于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农村居民,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群众满意度。当前,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面临着工作基础相对薄弱、供给侧矛盾比较突出、服务体系转型相对艰难等现实困境,不能充分满足农村居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日益增加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只有加快推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深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元共建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模式,才能保障“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全面振兴美好图景早日成为现实。     

农村妇女有效参与乡村治理探讨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妇女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力军,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妇女的优势,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妇女组织建设,提高妇女自身的能力素质,鼓励、支持妇女有效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建立妇女后备人才储备库,促进农村妇女有效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基础和保障。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乡村振兴背景下阜阳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阜阳是传统农业大市,能否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乡村治理得和谐有序、充满活力,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明晰阜阳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乡村组织振兴的基本逻辑及实现路径探讨

乡村组织振兴由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决定,实施乡村组织振兴战略,可从根本上解决新形势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化的冲击。当前,人才均等化需求与城乡二元化配置的矛盾、国家治理有效性与基层民主决定性的矛盾、乡村人才要素紧缺与土地要素挤出效应的矛盾、能人经济与群众智慧的矛盾是制约乡村组织振兴的四对基本矛盾,必须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就要夯实乡村组织振兴的人才基础,努力协调国家有效治理和乡村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有序推进。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但也为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因而探讨如何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完善乡村治理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乡村治理内涵出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程,通过研究城镇化发展给乡镇治理带来的机遇和困境,继而提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下乡村治理完善的路径,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尝试。     

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的合同制治理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是我国政府应对就业问题所采取的新举措。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公共就业服务的购买合同面临着成本虚高、质量缩水和公共性缺失的问题。在合同制治理理论的视角下,合同整合阶段规则不明晰、竞争不足,合同运作阶段监管不力,合同分离阶段缺乏总结与学习是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要从公共就业服务购买合同的整合、运作和分离三个阶段出发来完善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的合同制治理。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把公共文化服务仅仅视作文化福利或文化权利的要求,有其不足: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在当下,权利往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十分必要。     

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数字化陷阱及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领域的应用,数字乡村治理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治理的本质是数字技术驱动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的提升,从技术、权力和空间三个维度塑造了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治理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的治理效能,亟须跨越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乡村数字化陷阱,即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因此,构建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协调发展,微观权力和民主权利相互提升,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高度融合的数字平台型治理路径,是跨越乡村数字化陷阱,有效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所需。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论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志愿服务——兼论大学生下农村基层的政策创新

志愿服务不仅促进了社会服务的改善,也促进了社会道德的进步和个人的道德完善,是现代社会治理和善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本文还将现代志愿服务划分为"支助型志愿服务"和"自助型志愿服务"两大类型,强调当前要大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对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及社会的文明进步所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还对大学生下基层政策进行讨论,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将大学生下乡纳入农村志愿服务的范围,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