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利益效应及其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牵动农民、市民、企业和政府各类各方利益格局的重大问题;它既会给各类利益主体带来利益增进效应,也会引发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效应。只有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由此产生的利益效应,以利益最大公约数构建一系列的利益协调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才能更加积极稳妥、更加富有成效。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按照中央和四川省委的要求和部署,立足近年来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吸纳规模较大的发展实际,成都应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文建立了关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分析框架,通过详细的图表阐释了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总结与展望,分析了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物质、权利、人力和社会等资本困境。在此基础上,文章初步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成都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思路,并从着力"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资本困境"和"扩大城镇空间容量"两大问题入手,提出了成都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农地政策回应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举足轻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高质量实现。土地承载着物质保障和情感依附功能,是农业转移人口留置于农村最重要的资源。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的基础,是在城镇稳定居住的决策基础,也是农地政策对农村家庭禀赋提升的结果。因此,农地政策作为生计系统的外部因子对于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可能隐含着"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市民化意愿"这一因果链条。本文采用11个省份开展的"全国百村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现状及市民化意愿选择之间的关系,探索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影响市民化的具体路径,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农业转移人口对农地政策回应程度较高,农地流转参与经历对于市民化选择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定居城镇的意愿,自然资本发挥推力作用,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拉力作用显著。(3)在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上,农地政策回应通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市民化产生正面影响。研究的可能性贡献在于证明了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和市民化之间的因果链条;强调了农地政策在推行过程中要及时关注政策执行细节及反馈,适当的政策引导将保障低生计资本群体的发展权利,促进高生计资本群体的城镇生活取向;提出农地政策、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住房政策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契合,以更好地弥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不想"和"不能"之间的差距。     

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渡性特征、困境与路径突破

中国当前仍处在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期。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解析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期面临的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以及转型期的过渡性特征及困境,有利于在新历史条件框架内生成相应的制度供给,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中的过渡性特征集中体现在转型路径的空间分岔,其形成有深刻的政策背景和制度支撑：一是土地财政体制对经济弱势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推力”;二是超大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隐形排挤”;三是现行政策下中小城镇“拉力”不足;四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预期不确定。城镇化路径的空间分岔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大新困境：一是背离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应有之义;二是中小城镇人口结构失衡,发展后劲不足。为此,必须积极寻求破解路径,聚焦“增权赋能”的理念和目标深入进行各项相关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贵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资产建设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贵州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资产的极度贫乏,是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实现市民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资产建设既是克服这一障碍的基础,又有利于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鉴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资产建设的重要意义,有针对性地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资产建设制度的总体战略框架和贵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想与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维度建构与模式探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普遍关心的议题。以其基本内涵、演进过程和主要模式等本源性和学理性问题为出发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差别加以厘定,指出前者覆盖的人群具有多样性,而后者所指单一;提出市民化是客观与主观、个体与群体多面向的合体,具有公民资格、市民权利、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四个维度;市民化需经历脱域、并入和嵌入三个发展历程和伪市民化、半市民化和市民化三种主要模式;因"农村转移人口"表达的意涵更为自洽,建议将"农业转移人口"替换为"农村转移人口"。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障碍及对策——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倾向不一,大多数愿意市民化,但也有部分人热情不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有三大障碍。一是素质技能低下,就业选择空间有限;二是收入相对较低,购买不起商品住房;三是制度改革滞后,城市公共服务缺失。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     

甘肃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约因素浅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深刻影响甘肃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本文从甘肃省城镇化及农业转移人口现状入手,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在经济、政策、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而现行财政体制由于存在异化效应无法实现公共资源和服务在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均等配置。"公共服务责任分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意愿—转移支付效果",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构成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要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就应该完善现行财政体制,使之适应人口流动的要求。     

农民工融入城市在我国发展中的特殊意义评析

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党中央首次提出“市民化”概念。农民工融入城市,“化”为市民,是我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它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意义重大。更事关国家的文明程度、制度完善,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要通过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使他们有序、和谐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主持人按语:2014年我国已有2.69亿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却徘徊在城市大门之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要求。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     

井研县农村“三分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定居城镇是推进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村"三分离"现象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亟待解决。必须深化改革,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务工市民化,同时构筑保障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条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法制保障研究

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政策对于包括城镇化在内的各种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具有主导性作用,现行土地、户籍、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中一部分内容存在阻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作用,必须消除这些法律政策桎梏,为下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打开空间。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     

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障碍及其推进路径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指包括但不仅限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流入地城市市民的转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助于充分实现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基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既面临着与普通流动人口共性的障碍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殊障碍,因此在实践中表现为市民化和社会融入的难度更大。其市民化障碍突出表现在城市制度和政策障碍、城市管理者理念障碍和其自身因素障碍。政府应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扮演其市民化进程中的主导角色。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引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路径不仅要依靠制度层面的改革和突破,更重要的将有赖于政府、社会和企业各主体的协同支持。     

期待与忧虑:城里人眼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了解城市居民眼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社会风险,避免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权益挑战,城市居民对此抱着期待与忧虑并存的复杂心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策制度障碍、城市发展水平限制、城乡文化差异以及"城里人心态"与"小农意识"作祟等。必须从革除体制弊端、完善城市功能、盘活农村资产、搭建交流平台及关注弱势群体入手改进,方能摆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给城市居民带来的顾虑,进而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新老市民"的发展共赢。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及展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转型过程,关系到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法律体系、政府体制、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大转变,有必要将宏观思考与微观分析、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市民化一方面有确定的内容,另一方面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今后应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念与路径、法律保障、政府保障、社会保障、经济保障五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     

“双碳”目标下都市圈碳排放协同治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当前，我国进入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新阶段，人口持续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聚集，这使得都市圈成为碳排放主体区和碳达峰碳中和责任区，如何在都市圈尺度下通过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减少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成为重要议题。都市圈碳排放协同治理存在顶层设计缺位，治理水平需要提升，监测、评估和问责制度需要完善等困境，建议构建碳排放协同治理层面的立法和碳核算方法体系，成立跨行政区的都市圈碳排放协调机构和管理平台，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网络体系。     

基于整合的协同：城市社区统合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彰显,“统合治理”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普遍模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统合治理作为推进多方协同的本土方案,是对转型社会环境、利益分化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回应,其功能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整合的协同”,也就是基于执政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引领关系,实现多元整合,进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枢纽的多方协同网络。为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由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工站组成的一体化基层组织凭借其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利条件,综合运用国家政策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构建起了面向多元主体的法权机制、组织机制、利益机制和人情机制等整合方式,并通过实践技艺和行动策略予以优化,从而调节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函数和行为偏好,使其私益诉求沿着公共利益的基准路径聚合。在此过程中,统合治理也因多元主体的不均衡整合效果而呈现出“纵向协作”优先于“横向合作”的协同形态。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社会流动人口治理的创新路径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推进城市社会流动人口治理的现代化。家庭化移居模式已成为我国城市社会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并且成为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移居趋势在主体、客体、机制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需要从主体、客体、机制三个方面推进城市社会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和转型。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流动人口治理体制,才能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