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伴随着现代商品交易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走向司法殿堂的。由于电子证据具有无形性、复合性等特征 ,其在识别和认证上与传统证据有很大不同。电子证据能够证明主要案件事实或法律要件事实 ,具有一定的证据资格与证明力。为了消除司法实践中的电子证据障碍 ,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体通过立法、司法、判例和理论研究等方式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随着电子证据在司法证明历史舞台上地位的确立 ,人们必将从“物证”时代走入另一个新的司法证明时代———电子证据时代     

电子证据的发展历程及应用思考

随着计算机应用和网络的普及,作为一种全新的证据形式,电子证据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安司法机关应针对当前形势下电子证据立法和使用中存在的法律和技术的＂双重瓶颈＂难以突破、相关部门人员的沟通和协调难以取得成效、电子数据提取分析鉴定过程存在较多隐患、设备滞后等问题,从系统电子证据的法律体系、完善电子数据鉴定的行业规范、开展电子证据技术工具研究和研发、加强司法专业技术力量培训等方面入手,推动电子证据在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现场笔录若干问题研究

现场笔录为行政诉讼特有之证据,属于书证。为了尊重行政权,保证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能有效举证,法律应直接推定现场笔录具有完全的证据力,但法院应保留对其的司法审查权,应从现场笔录的内容与制作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审查。     

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这一点，我国学界已达成共识。但是在对“涉外”二字进行考量时，理论界仍存在“广义涉外说”与“狭义涉外说”之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现行司法解释沿用了移植于前苏联的“法律关系三要件说”标准，但是随着对外经济交往形势的发展，有些法院对该司法解释标准进行了突破性的适用，大部分法院却还是墨守成规，导致客观上法院对同一标准的把握宽严不一。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部署，2010年将进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起草甚至审议工作，立法者应以此为契机，在条文中科学界定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法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

在法哲学史上,法的模式理论经历了由“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而将法律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法的重要要素之一。如果承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从司法适用中的个案分析看,我国法院在司法推理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但是法官在公开而直白地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上还有欠缺。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法律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法官解释”与“判例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电子证据时代司法区块链的实践困境与因应

区块链技术与电子证据的融合正成为科技创新的趋势.本文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区块链证据司法适用仍然存在着裁判文书说理匮乏、"区块链+公证"的电子证据应用频率低、区块链证据采纳标准不统一的困境.鉴此,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应当作如下改革:建立区块链电子证据"技术自证"的司法推定规则;构建区块链电子证据"上链前后"的双阶鉴真规则;完善区块链电子证据"虚实印证"的证据补强规则.     

电子证据司法适用的问题研究

在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社会生产生活被电子数据所包围,电子证据的司法适用已经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性选择。电子证据自身特点导致其在司法适用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对此,需要完善电子证据鉴定、鉴别机制,构建完善的电子证据取证流程,厘清电子证据适用范围,完善电子证据举证规则,提升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微信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

在刑事诉讼领域,微信电子证据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有些微信电子证据甚至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微信电子证据适用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在法治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微信电子证据收集程序,健全微信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需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实现微信电子证据审查判断的规范化。     

愿佘案能推进人权保障

尽管从被他“杀”死的妻子突然“活”着回来的那一刻,人们就坚信佘祥林“杀妻”是冤案,但法律意义上的洗冤,毕竟要由法院宣判佘祥林无罪才有效。《央视论坛》中,有专家批评媒体“造势”太急,没有等到法院作无罪判决就断定佘祥林无罪。这样的批评有理又没理。因为,正是媒体的“急”,佘案才能为公众知晓,才有可能“坏事变好事”成为推动中国人权保障和司法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新闻舆论当然不能代替法院判决,法院当然只能依据法律和合法的证据而不能“臣服”于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外力”判案,但是,在影响司法公正的诸多因素中,需要解决的最紧迫…     

试论欧盟基本法直接司法适用

欧盟基本法是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宪法性法律。欧盟基本法的直接司法适用是通过欧盟基本法的规定和欧盟法院发展的一般法律原则确定的。欧盟法院对基本法的直接适用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研究欧盟基本法的直接司法适用对构建中国宪法直接司法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死刑的再次慎用——以发回重审案件为视角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持经达变:电子证据的“常道”与“变通”

根据"经权之法",立法者在制定和司法者在适用电子证据规则时,一方面应当遵循现代诉讼证明的"经",主要是"实现真实"和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等;另一方面电子证据的特点决定其应当适用相应的新规则而不同于其他种类证据的规则,对其证据能力有无和证明力大小的质证和判断须运用相应的新方法。     

推进刑事电子证据取证行为的规范化

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位于举证、质证、认证环节之首,直接决定着证明力的大小。当前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及其取证规则滞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很不规范。为此,需要明确电子证据在刑事案件取证中的特殊适用规则,规范各种电子证据的取证行为,并完善电子证据的认证环节。     

百姓真正满意的判决书

一份详尽扎实而全面规范的司法诉讼裁判的法律文书,不仅是检验司法是否公正的“试金石”和人民法院的一块“门面”,更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百姓对判决书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儿到今天为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除刑事诉讼证据以外,已于2002年4月1日和2002年10月1日起分别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证据的规定)。经过几年来的具体实施与运作,人民法院的司法诉讼裁判法律文书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适用这两大诉讼证据的规定运行趋于良好,为保证人民法院依…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性骚扰案件中,仍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2)在证据的收集方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认原告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性骚扰案件体现出的公益性质,当事人除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外,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3)在证据认定方面,提高对原告陈述的证明力的认定,同时,应降低对原告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对"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的反思与重述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复审的司法活动.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法律适用,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进行审查,以及依据哪些法规范进行审查.当提出上述疑问时,便会思考行政法法源与行政诉讼依据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法源在行政诉讼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反映出不同的法规范对法院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力.据此,基于"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的反思会衍生出法源、行政诉讼复审依据以及司法约束力等论题,有必要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加以重述,方能有助于准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的本质特点,进而明晰我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机关的规范适用进行司法复审的角色定位.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     

个案解释技术在解决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困境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宪政体制及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法院难以展开对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规定的司法审查。但为了裁判案件,法院又必然需要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以便找到一个合法的、可适用于本案的裁判依据。这就导致了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困境。解决这一制度困境,其最佳途径是由法院通过个案解释技术,阻断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案事实之间的牵连关系,从而排除或限制该规范性文件在本案中的适用,同时又避免了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评价。     

刑法文本中的“公共财产”与“公共财物”研究

我国刑法文本中同时存在着“公共财产”“公共财物”这一对相似的概念,导致人们对这两个概念难以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知,进而影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条文“公共财物”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单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公共财物”和“公共财产”的内涵都具有公共性,唯一不同在于外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从法律方法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公共财物”这一概念应当作出扩大解释,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在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案例、裁判说理等法律方法分析路径,可以有效消解这一对相似概念所导致的司法适用困境,更准确地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落实反腐败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     

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情节认定的实证研究——以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涉家暴离婚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可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3年以来,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过于保守,即使认定了"家庭暴力"情节,也无法对施暴人造成实体法上不利的法律后果,过低的违法成本无法有效防治家暴行为。为此,应调整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证据认证规则,区分受害人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更加有效地认定家暴情节,同时明确施暴人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以实现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