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破解——以消防网格治理为例

基层网格化治理在发挥强大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步入内卷化困境,存在自我循环、停滞不前的现象。通过消防网格治理审视基层网格化治理,可以看出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卷化现状呈现三化特征:基层功能繁杂化、治理倾向维稳化以及压力传递堆积化。其根源在于公权力运行误区、忽视公民权利保障、治理多元性缺乏以及非常规性利益驱动。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卷化困境不符合基层治理的本质要求,突破其内卷化困境势在必行。可从实现公共权力的有效分配利用、强化治理对象的权利保障、构建拓展基层网格的多元治理以及创新制度机制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入手破解困境,以促进基层网格化治理的长远发展。     

深化推进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更加管用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积极探索全要素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努力打造服务管理网格全面覆盖、服务管理能力全面提升、基层基础工作全面夯实、群众满意度全面提升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守住社区这个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方面,禄口街道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社会治理创新中网格化管理服务的基层实践与思考——以长沙市城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方向。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能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由"管控为主"向"服务为主"、治理方式由"粗放机械"向"精细灵活"、治理资源由"单一分散"向"多元整合"、治理机制由"零散随意"向"系统规范"转变。进一步完善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必须突出服务重点,营造舆论氛围;优化资源配置,强化部门联动;明确任务目标,健全运行机制;厘清党政职能,激发社会活力;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整体实力;完善政策法规,确保依法治理;注重因地制宜,分类分期推进。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法治化建设——以海口等地社区为视角

社区网格化是未来社会管理的新趋势。在海南省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试点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法治保障,存在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职责的划分缺乏法律依据、部门协调存在偏差、社区网格员素质不高、公众参与度低、认识不深、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我们可以从发挥海南特区优势、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法制建设、加强社区网格化的专业人才打造、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综治建设等五个方面予以完善。     

界面治理的操作性逻辑——以网格化管理及其改革为例

界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工具,具有简便和准确等技术优势,在社会各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划定区域或边界的方式来实施社会治理,形成了大小不同和形状各异的治理界面。治理界面是治理要素存在和互动的场所,也是组织和实施治理活动的舞台。网格化管理是治理界面设计的典型实践,推动了社会治理的有序化和确定性,但也暴露出界面冗杂化、信息弥散化、资源分散化以及运作区隔化等问题。当前各地政府推行多格融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界面整合,具体就是要通过明确界面任务、厘清界面边界、协调界面主体、明晰界面权责和联通界面信息,以实现高效的治理。基层治理既需要设计尺度适当的界面,根据界面的技术原理来优化治理活动,也要注意把握界面治理的约束和限度,防止对划格治理的过度依赖,避免丧失治理工具选择和创新的想象力。     

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冲突及其优化路径

基层条块关系主要是由上级职能部门(条条)与下级地方政府(块块)之间的关系构成。基层条块冲突的成因既有组织结构设计的内生缺陷,也有政府间职责同构、事权不清等体制机制原因所致。基层条块冲突突出体现在权责不对称、协调困境、各自为政以及管理不顺等方面。优化基层条块关系需遵循属地化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原则,从职能设定、权责关系调整、财力保障、机构编制、运行机制、配套政策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系统推进,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管理服务重心下移、权责与资源相匹配的总体目标。     

城乡治理视野下的网格化路径探析——以湖北省X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普及,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近年来,湖北省X市等地把互联网+运用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以"信息化"为支撑,以"服务型"为导向,以"社会化"为动力,以"法治化"为基础,以"人本化"为目标,着力从社会治理的目的、内容、方式、手段、路径、格局等多方面突破,创立了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拟以X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具体剖析。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21世纪初,我国社会体制结构发生重要变迁。社区成为群众生活的承载空间,亦是政府、市场、社会交互作用的重要场域,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发凸显。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历经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日臻完善。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格化管理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通过社会化协同实现精准防控。网格化的既定功效与蕴藏的制度潜力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局部失灵"的问题。为此,需要在制度建设、服务导向、参与主体等维度加以完善,进一步激发治理效能,构筑善治之基。     

新时代网格化管理的核心逻辑

网格化管理是无缝隙政府的流程再造,通过组织空间的社区化集聚、组织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和组织信息的技术化连接,达成治理重心的下沉和治理资源的整合,实现对网格内人、物、事、情的全天候、实时化、动态化、智能化管理和服务,试图形成一个全方位、多维度、高韧性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支撑。     

基层公安机关参与社区风险治理新模式研究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防范社区风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基层公安机关是社区风险治理重要的参与者。基层公安机关要积极采用现代化社区警务模式,同其他部门协调配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原则,坚持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形成创新性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更好地将风险化解在源头。     

“大数据+网格化”模式中的公共数据治理问题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实践中,大数据+网格化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模式涉及公共数据采集、共享、公开的全过程,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模式应用中各方权责尚未完全理顺,实践中也发生了基础数据与防控需求不匹配、政府数据共享不畅、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等突出问题。对此,应从公共数据治理出发,区分数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加以解决。在数据采集阶段,应明确基础数据采集、汇总的权限,优化数据报送流程;在数据共享阶段,应以法律制度建设和契约方式相配合,促进政府数据共享的有效实现;在数据公开阶段,应主要以法律手段明确个人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和标准,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由此,将保障大数据+网格化模式应用的全面优化。     

北京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研究

2011年6月以来,清华大学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调研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杭州、信阳、巫溪、肃宁等省、市、县。调研发现,目前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呈现三种代表性的体制:一是党委主导的大推动体制,以巫溪、信阳为代表;二是党政一体的大协调体制,以北京、广东为代表;三是依托民政的大社会体制,以上海、深圳为代表。三种体制各有侧重和特色,但都是合     

构建和谐社会的社区视角——以上海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例

社区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从社会控制理论出发,上海部分城区进行了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探索,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开展活动,为建构和谐社会做出了努力,这为今后的社区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城镇绿地网格化管理模式探讨

网格化城市管理是一种现代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在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市容环卫等管理领域已有应用.构建基于网格化城市管理的城镇绿地管理信息系统,是实现城镇绿地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绿地管理质量、效率的有效手段.     

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与基层治理优化路径研究——以衢州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为例

职责与权力、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是制约乡镇基层政府运行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体制症结。浙江省衢州市近年实施的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改革表明,聚焦基层治理问题,打破条块体制和科层体制的限制,整合乡镇治理资源,建立乡镇治理新的运行机制,以综合性团队协作替代条块分割的专业化科层管理,是乡镇政府自主地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社会治理中政府管理流程的优化路径——以《行政许可法》第13条为视角

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体两翼,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社会治理视野中的政府管理及服务流程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以顺应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和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政府管理流程优化的目标在于提高管理效能、节约管理成本和促进社会善治,优化的主体路径应当遵照现有宪法法律精神,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公众—市场—社会组织—事后监管—事前干预"的政府管理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