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以认罪认罚为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刑事犯罪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为适应刑事司法新需求,刑事诉讼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顺应这一变革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公平正义和刑事司法效力的统一,还能够促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有利于降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所承担的改造成本,也有利于减少羁押场所内的交叉感染等负面影响,节省羁押资源,同时亦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羁押措施的认识和接受度。但目前公安机关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仍存在适用率低、适用标准不明确、监管难、相应权利救济制度的缺位的现状及困境,要破解羁押比居高不下、羁押负面效应积聚,亟需广大执法办案民警转变办案理念,坚守谦抑的立场,需要有关部门完善制度规范,完善监管体系,提高诉讼风险防控能力,设计完善的权利救济措施,共同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基层检察机关少捕慎诉慎押工作探析——以高邮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对刑事诉讼工作的重大革新。立足于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分析基层检察机关在持续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工作中的实践难点,进而从理念更新、深化羁押必要性审查、落实认罪认罚政策、能动履职等方面提出持续推进少捕慎诉慎押的实践举措,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到检察办案实处,提升检察办案质效,促进社会治理。     

我国盗窃罪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影响因素解析——基于1674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自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传统的量刑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受现行法律框架、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我国对于盗窃罪的量刑在认罪认罚制度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为了完善认罪认罚在处理盗窃犯罪中的适用,以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判决文书为实证研究依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我国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总结影响盗窃罪量刑的诸多因素,探索不同因素下的量刑差异及其相关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可以为盗窃罪研究理论在我国的繁荣提供实证依据,进而为司法人员在盗窃罪量刑时更为准确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对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双重考察

监察法对认罪认罚作出了不同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导致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在适用上与刑事诉讼法发生冲突,乃至和刑法规定也不协调。学界认为要更好地实现两者的衔接,应当对监察法的认罪认罚规定以及其他规范加以修正完善,最终达到“法法衔接”的目的。这是一种规范性视野下的认知。须知,监察法制定特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要求在刑事诉讼环节保持独立性,有着特殊的服务政治大局的考量。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不能仅从规范视野去认识,还必须有政治大局的视野。只有在双重视野下,才能正确处理进入刑事诉讼环节的监察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从而实现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乃至刑法的有机统一。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认罪认罚从宽背景

以认罪认罚试点H市Z区检察院办理的近三年刑事和解案件为样本考察发现,尽管刑事和解已入法多年,但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仍存在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不完善,适用范围受限,赔偿标准不统一,和解方式单一,和解协议审查不到位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确适用,应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程序对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影响,体系化地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造和衔接,做好刑事诉讼修改后的操作指引与配套措施。     

数字检察视域下非羁押监管模式的实践检视与完善路径

数字监管已成为大数据时代非羁押诉讼监管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形态。建立健全非羁押数字化监管模式,是司法机关充分运用科技赋能非羁押诉讼,破解非羁押监管难题的必然选择,更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助推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囿于数字技术的脆弱性、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和适用标准的差异性等因素,非羁押数字监管仍面临人机分离、侵犯隐私等风险,基于当下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适用现状,应当进一步明晰法律定位、规范监管流程以及优化配套机制,以期为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推广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论证据强度对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何以实体从宽面临着正当性缺省的困境.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用证据强度概念解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是合作式诉讼模式的重要选择,凸显刑事诉讼进程对定罪量刑的重要作用.证据强度是对证据的整体性评价,是法定证据标准实然降低样态的动态反应.从政策、办案机关和辩方视角看,证据强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     

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研究——以认罪认罚案件为适用场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点以来,控审冲突、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与精准化要求等层出叠现,亟待检察机关采取应对措施。检察机关将智能量刑机制引入认罪认罚量刑领域,逐步实现从传统公诉机关向智慧公诉机关转变,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技术量刑路径。但司法实践显示,智能算法本身的技术性难题、可靠性难题、不周延性难题极大地阻碍了智能量刑机制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智能量刑机制在认罪认罚量刑领域的司法适用难题,可以采用理论预测与实证预测双轨并行互相检验的运行模式,保证量刑建议预测的精准性、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算法的理论设计,完善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论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司法生态,适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构变化,落实人权保障、审慎用权的要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救济,有利于及时恢复被羁押人正常的权利状态,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审查程序的内容、标准、责任、构造等方面着手,精准把握、统一适用审查羁押措施的条件,以社会危险性为标准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可量化审查,转变既往的错误办案观念,构建正确羁押观。     

职能与角色: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开拓与延伸——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官角色职能在既有的矛盾属性中向内收敛和向下潜深,角色职能的新变化促使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具体内容也往深处延伸,需要从自愿性证明、被害人权益保障和量刑建议优化三个方面着重精细化。据此,应当根据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下潜趋势,树立自愿性认定标准,赋予相关人实际的法律援助权利并搭建监督体系。同时,要重视被害人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提升的辩证关系,进行量刑建议的分类精准化,在实践过程中增强检察官自身法律专业能力,科学化、精准化量刑,并在与法官的相互配合中厘清二者关系,最后自觉承担说明义务,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视阈下平行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9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当前平行诉讼制度由于缺乏系统性、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平行诉讼制度功效的发挥,也使得我国在跨境管辖权对抗过程中缺乏防范风险的预设先手和应对化解风险的配套机制。在当前全方位对外制度型开放的新格局下,我们应当以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化解平行诉讼问题。平行诉讼制度的构建应当将规则导向法和弹性分析法相结合,在建立可预期的规则的同时,注重建立弹性化机制先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立平行诉讼制度的可预期性,需要我们构建起"先受理法院规则+承认预期规则"的平行诉讼一般规则。从构建化解风险的角度而言,则应构建属于"防守"规则的不方便法院制度和属于"进攻"规则的禁诉令制度。     

交通肇事罪中二次碰撞的因果关系认定——基于102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交通肇事罪中二次碰撞的事故在实践中是较为复杂的案件类型,主要难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实证研究发现,连续型二次碰撞与间隔型二次碰撞两种事故类型在案发时的环境因素和后行为人的定罪情况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此二者皆与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密切关联。在因果关系认定的操作中,为回应当前裁判中存在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应以两种不同的事故类型为界分,将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作为二次碰撞中因果关系判断的前提,引入结果回避可能性理论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标准,构建两种类型的二次碰撞中前行为人和后行为人的因果关系判断流程,从而实现刑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国家法与村民自治规范的冲突与调适——基于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例库中83份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村民自治规范在行政诉讼的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村民、村集体、行政机关与法院均在相当程度上援引这种规范证成理由正当性。村民较倾向利用村民自治规范与国家法的位阶关系,形成"规范性援引路径";而村集体和行政机关则较多地援引村民自治规范相较国家法的"自治属性",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法院虽多数情况下意在保护村民权益,但也向村集体与行政机关作出较大让步。这种援引背后,是农村社会、基层政权与国家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正式制度施行机关在乡村治理中偏好适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逻辑,它对国家权威、动员能力和社会秩序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对其进行法治化调适,将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内涵扩展至原则与精神,在二者关系上则引入"明显违反"标准。     

公共管理视阈下的涉诉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研究——基于对近五年“十大影响性诉讼”的实证分析

以近5年的＂十大影响性诉讼＂为研究样本,对50个涉诉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就案件类型、发生地域、案件标签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把握其基本特征和热点因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当前存在的社会冲突纠结点,并主张将这些纠结点作为现阶段公共管理的重点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