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何以被行政吸纳——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再解释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其一直致力于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中达成平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重庆市LX社区WS志愿服务队的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容易产生资源依附、目标替代、黑箱化和志愿中断等"行政吸纳社会"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的生成逻辑分为四个递进层次: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供给地位引发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依附;资源依赖关系赋予行政干预组织行为以正当性,这种同化力引致社会组织目标与行为相悖;为了消除成员对行政事务的心理排斥,政府利用制度真空干预人事安排;行政吸纳使组织内部缺乏维系动力,且因社会资本不足,持续性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     

吸纳与控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其初始目标是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自主空间并与之达成契约化合作模式,然而,惯于对社会实行控制的政府并不愿放弃对社会服务事务的实际领导,因此,政府开展各种策略化的行动,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非营利组织吸纳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之中,在此基础上,政府实现了"控制"手段的柔性化和隐性化。在吸纳和控制双重逻辑的影响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具备了契约化合作的形式,实质上却被赋予了行政化供给的本质。可以说,契约化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形式化的口号,与其平等协作的内在意涵相去甚远。     

组织化过程中政策工具与组织协作的协同关系分析——基于1989-2019年城市社区服务的政策文本研究

组织化为政府推进城市社区服务供给提供了持久动力。政策工具与组织协作是共塑组织化的重要因素,经资源输送联接以制度化形式嵌入公共政策中。在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政策工具维度与组织协作维度的分析框架,以1989年至2019年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117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经研究发现,二者的协同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通过资源俘获行为、工具校验机制与服务累积效应共塑了协同关系的生成机理,及资源交换与资源分配、组织协作重心下移与组织协作横向扩散共塑了协同关系的生成路径,其共同推动组织化过程导向渐进组织化。在此过程中,政府推动组织化的治理策略倾向以强制管控为保障,偏好向上收拢控制权;以资源供给为杠杆,偏好运用行政资源提取社会资源。     

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基于个案的描述和分析

康晓光、韩恒借鉴“行政吸纳政治”的分析范式，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的变迁。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对我们整体把握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现状而言，“有着较大的解释力”。以一家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为例，考察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并检验理论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同时，找出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框架下不同策略的使用条件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供需偏好视角下的扶贫资源精准配置研究

供给与需求有机衔接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模式在行政主导下偏向宏观执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目标群体排斥、扶贫资源被社会精英俘获、贫困对象脱贫动力弱化等脱贫效率低下问题。形成这种微观资源错配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分散、小集中"的贫困分布格局、贫困群体的弱势特征在产生多样化需求的同时,造成了个性资源到村入户的高成本。扶贫绩效目标考核偏差与社会参与不足则加剧了"抓大放小"资源配置格局的形成。实现政府同质化资源供给偏好与扶贫对象异质化偏好的契合,需要通过信息识别与构建衔接平台进行匹配,优化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合理引导贫困群体需求偏好,激发对接扶贫资源的动力,引入多元供给主体,加强资源整合提升监管效率。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     

政府职能社会化比较

政府职能社会化实质上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政府职能社会化过程中 ,中国和西方存在着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发展路向上的差异。通过职能社会化来提高行政效能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提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吸纳社会资源的政府能力 ,是中西政府的基本共识。西方政府在职能社会化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完善法制建设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中西政府职能社会化比较

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实质就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职能社会化的过程 ,提高行政效能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提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吸纳社会资源的政府能力 ,这是中西政府的基本共识。但是 ,中西政府在职能社会化过程中 ,存在着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发展路向的差异     

政府能力、社会组织与地方养老服务差异——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地方养老服务水平与老年抚养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化率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比较来看,社会组织对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贡献很小,城镇化率是影响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变量。考虑到我国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城乡二元的规划要求,政府因素对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因素同时体现在政府财政能力上,人均财政支出与地方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财政自主性与地方养老服务水平不显著相关。在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应加大政府养老服务投入,优化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培育、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为市场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创造良好、公平的环境。     

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界定及其实现机制——基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视角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传统上由政府直接生产来供给公共服务的做法存在诸多弊端,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和企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在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提高行政运行效率等方面作用较为明显,但政府也面临对市场主体存在认知盲区、权力寻租和监管难度大等困境。对此,要明确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将基本公共服务生产的透明度、基本公共服务对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要程度、基本公共服务生产市场的成熟度、政府对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生产的市场主体的监管能力等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能由市场主体来生产的判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路径。     

行政“圈层”社会：新兴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及其比较

转型期情境下，由于成立背景、角色功能、结构规模、职业形态、运作机制、资源依附度等的不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产生了三种新兴社会组织类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社会组织分布于“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两端，呈现出一种渐进赋权、双向汲取、互惠共生、此消彼长的连续统，形成了一种介于行政“吸纳”和“借道”之间的，类似于“圈层”而又边界模糊的开放性政社关系图谱。这一关系图谱的实质在于，国家借助更为弹性、迂回、柔和的社会控制手段，构筑了一个行政与社会之间需求满足和利益表达的“缓冲带”与“减压阀”。     

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浅析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服务不可或缺的提供者,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非营利失灵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论述了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功能的优越性及局限性。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补充和互补,将逐渐成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阈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当前改革的攻坚阶段,将服务型政府确立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目标导向,有其客观历史必然性。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旨在政府与市场、集权与分权、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利、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新的平衡。当前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就要做到：第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取向;第二,始终坚持以有效性作为衡量建设绩效的根本标准。第三,坚持完善培育、扶持发展和依法管理并重,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公共服务供给的中间模式——以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为例

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事业单位的行政依附性和服务垄断性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多元的需求,而社会组织由于内部建设和外部环境的诸多问题,还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因而有必要在两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既保证组织有较高的能力和较好的政府关系又不影响组织的独立性和竞争机制的引入。鉴于对事业单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政府推动建立、组织自主运作的中间模式不失为可行的第三条路。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自主管理创新

这里试以近年来出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案例,考察社会自主管理创新的迫切性及有效机制.一、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提出及实践类型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上推出《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新思路,并于翌年3月颁布《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被誉为地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亦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社会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权利救济分析

加入 WTO后 ,社会事务管理的结构性缺陷 ,已严重阻碍着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步伐。本文在对社会公共组织进行定位的基础上 ,指出培育社会公共组织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同时 ,只有将社会公共组织在行使公共职能时与其成员之间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中来 ,才能最终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政治生态平衡。     

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与NGO的合作困境及出路

本文就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与NGO的合作困境,分析制约政府与NGO合作关系的因素。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构建政府与NGO之间互动合作关系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单靠其中的一方就能完成的。所以,公共服务中政府与NGO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于构建两者的互动合作关系。     

香港社会工作行政体制的构建及其启示

在探索社会工作行政体制概念的基础上,从政府机构设置、社会组织的协调管理、专业化人才培养和发挥义工作用等方面学习借鉴香港社会工作行政体制构建的经验,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工作行政主体的共同努力,构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政体制的道路,对于进一步明晰各社会工作行政主体在体制建设中的职责、完善社会工作行政体制具有一定的意义。     

浅析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要合理划分政府和社会的权力。二要分离政府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三要实行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四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形成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五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社会资本：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一个视角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财产，它具有经济性和生产性。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建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非常必要。在公共部门对弱势群体提供外在的社会保障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以个人为取向和以社会为取向的社会资本，分别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国家和市场不能解决的“自保障”和“转化保障”。弱势群体积累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包括建立个人社会网络、建立公共组织、建构信任与规范以及促进互惠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