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质量和水平的一味良药

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政府通过合同外包公共服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政府合同在公共管理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的有效合同管理能力不足却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把第三方机构引入政府合同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降低合同承包风险,减少权力寻租,降低行政成本,从而不断提高政府合同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建设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在应对现实困境时采取的创新性治理模式之一。西方学者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管理能力、交易成本、公民认知态度以及政府组织和主体博弈的惰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论契约视角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兼具行政性和契约性,体现了公法和私法的相互融合。契约理论对于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主体、内容、目的、请求权基础等规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尊重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守信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中的价值。我国立法和司法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规制中,应当注意契约理论对政府行政优益权的控制意义,在合同形式选择、平等自由观念、违约责任承担等方式回归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契约本质。     

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要义

在现代国家,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是新型的公共服务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市场运作、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基础源于提供价值目标的治理理论和提供实现路径的新公共管理民营化;实施前提是有效分解运作流程;完善的根本措施是,必须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发展从事公益事业的社工机构,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能力。     

论法治视野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源流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凭空产生。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的一种有效工具,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产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再造的实践活动中。行政法学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理论源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关联理论的演化上。     

塑造服务型政府--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其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效率并没有充分实现,甚至是低效率和无效率.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针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政府失败",主张政府作用的退缩与市场价值的回归.笔者试图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下政府主要职能的新理论,重塑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塑造服务型政府,着重强调"为公众服务"、"为顾客服务"的治理理念.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早期研究主要围绕“为何外包”、“外包什么”、“何时外包”以及“如何外包”等问题而展开。最近，合同外包的逆向发展趋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学术界开始改变民营化是一种单向发展的观点，而意识到了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未来的研究者应该超越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模式，走出视合同外包为一种单向市场过程的传统思维，更多地关注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关注一种务实的、动态的、市场与政府混合的公共服备提供方式l的发展．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科学内涵之求证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固有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面临革新,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应运而生。其科学内涵是指通过签订外包合同的方式,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部门,将部分或者全部的生产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市场主体承担,由更为专业的私人部门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生产公共服务,政府以国家财政资金支付对价并履行监管职责的具有法律意思表示的行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学视域下应将其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采购服务、行政委托、特许经营、行政许可和公私合作等相关概念作明确区分。     

政府应对公共服务外包失效的合理机制

公共服务外包实践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存在必然的风险,并在一定因素诱发下转为现实的运行困境,对政府、公民和承包商三方带来不利影响。实践中,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外包失效后如何平稳地应对外包回归尚未建立合理应对机制,问题重重。要达到外包服务理性回归的目的,必须有组织地对其中的突发事件、公共服务外包项目、利益相关者诉求以及自身的组织危机等进行全方面干预和管理。     

协作性公共服务兴起、策略及在中国的适应性

协作性公共服务是一种对官僚科层制单中心供给和新公共管理分权竞争供给的反思与修正,它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民众等治理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增进公共价值为导向而采取的联合行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协作性公共服务具有独特的理念、组织结构、运行体系和服务方式。这种以民生为核心、以协商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绩效评估与问责体系构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推进,需要评估和问责体系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价值标准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容构成兼具组织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估指标选择应从政治支持、信息透明度、可量化程度、评估目的、评估的开放性以及制度化水平等六个方面综合考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参与的社会问责,基于政务运行管理的行政问责,面向项目评估的绩效问责等三个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评估与问责密切联系、互为条件,从确立以公众满意度为中心的评估问责导向、加强评估与问责的主体和内容的整合、完善评估问责的制度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着力,推动两者之间的制度协同,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态势。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美国的特别区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

特别区是美国地方政府中一种独特类别,它们为居民提供单一、专门化的公共服务。随着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特别区逐渐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地方政府形态,通过建立特别区来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成为美国地方治理的一个鲜明特色。了解美国特别区的历史演变、特别区公共服务提供的逻辑原理、它们的功能与性质,以及特别区背后的理论争议,对于我国的公共服务提供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价值。     

论政府在公共服务合同承包中的角色定位

合同承包逐渐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欢迎,其成功之处对我国政府改革有很大启示作用。但在政府合同承包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正确定位,发挥应有作用,在公共服务合同承包中应扮演组织者、障碍扫除者、监督者及经验总结者的角色。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财政困境及其排解

政府职能转变是决定公共财政活动的根本前提,公共财政是政府职能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公共财政与政府职能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来反思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路径无疑是个有益的尝试。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混乱这三大财政“瓶颈”成为制约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着力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以此来加快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公共服务合同出租：英国、美国经验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公共服务合同出租制(contracting-out)是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形式,他们被广泛用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其优势在于: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优势互补,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可以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控制住生产成本,约束公共服务的内在膨胀趋势,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英、美两国公共服务合同出租的实践经验可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尤其是公共服务输出方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Beyond COVID-19: Five commentaries on expert knowledge,executive action,and accountability 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veral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fer commentari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or governments and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fruitful direction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first suite of commentaries focuses on the executive branch, variously considering: the challenge for governments to balance demands for accountability and learning while rethinking policy mixes as social solidarity and expert knowledge increasingly get challenged; how the policy-advisory systems of Australia, Canada, New Zealand, and United Kingdom were structured and performed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crisis; whether there are better ways to suspend the accountability repertoires of Parliamentary systems than the multiparty agreement struck by the minority Liberal government with several opposition parties; compar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ow each has brought the challenge of inequality to the fore; and whether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ccelerated or disrupted digital government initiatives, reinforce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lues or more open government.     

公共服务的使命与实现——兼论公共服务市场化及其误区

现代公共服务的一般使命包括保障普遍人权、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提供共同的发展条件。上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理论及其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启示和借鉴,但其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以及根本价值取向的模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权、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价值量度重新置回行政话语的中心,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公共服务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避免误区,坚持公共利益信仰和公民本位观点,正视公共服务责任,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基本使命。     

公共服务理念下的我国政府配套改革浅析

时下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 ,以求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我国也不例外。要建立有限政府 ,建立阳光政府 ,建立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