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包容性发展是指让每一人类个体都能平等地享受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是一种和谐、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社会转型时期避开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利用包容性发展可以使我国走出发展困境,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现阶段推进包容性发展的实际意义和面临的发展困境作出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是实现我国平稳、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着力解决好当前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是重中之重,利用理论指导实践,全面推进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     

略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统一战线工作——包容性发展的视角

“包容性增长”是指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以单纯经济增长为发展导向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包容性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平等、可持续的发展,是对单纯经济增长型发展的解构。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统一战线工作理念与包容性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内在契合性。统一战线工作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着力点包括：统一战线工作范围适度扩展;通过志愿服务活动等新形式加强社会组织和社区统战工作;加强网络统战工作,促进“参与”和“共享”。     

对包容性社会政策的理论阐释

包容性社会政策是包容性社会、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在政策层面的体现。它缘起于欧洲，是对当时社会现实进行矫正的一种方法和措施。它蕴含着维护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性、追求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增强社会的开放性、消除社会的贫困性以及减轻社会的排斥性的价值内核。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大转型期，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对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包容性制度与国家繁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决定论述评

述评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发展与繁荣的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制度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一旦确立，便会趋向产生正反馈；攫取性制度则会诱致恶性循环，无约束的权力、严重收入不公和政治博弈中的潜在障碍会减缓经济增长。虽然历史节点在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中作用很大，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与相对分权的政治制度、渐进性的良性循环改革会使社会更进一步接近包容性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决定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能够促进国家繁荣的制度因素，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包容性增长的政治经济基础富有启发意义。     

基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科学内涵、约束条件及路径选择

经济增长虽然对减少贫困是必须的,但并非是充分的。基于动态的结构性经济变革的可持续和平等增长,对于实质性的削减贫困是必需的;它能更快地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作为动态的结构性的一种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在我国应当受到重视。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一脉相承。本文阐述了包容性增长的演进及科学内涵,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其实现的路径选择提出了建议。     

略论政府包容性

政府的包容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和直面研究的现实问题.政府的包容性问题何以被提出以及如何界定政府的包容性,政府的包容性与社会的多质态共存的关系如何,政府的包容性与国家的民主共和性的关系如何,政府的包容性与其公共性、政治妥协性的关系如何,以及政府包容性的限度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论题.立足“大政府”视角的分析表明:不具有绝对排他性乃是包容的特质,我国政府包容性主要是由我国社会的多质性、国家的民主共和性、政府的公共性、人民性、政府政治妥协性所决定和要求的.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包容是一种互动的理念引领、制度安排和整合过程,应当做好人民性这篇大文章.研究政府包容性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统一战线：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

统一战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政治。它经历了从党的战略到政党制度再到巩固政治体系的发展阶段,在完成前后相继的历史任务中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包容性政治的开放性和协调性。正确和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包容性政治的作用,要求处理好包容性与共产党的领导性、包容性与统一性、包容性与原则性、包容性与思维创新、包容性与政治模式之间的诸种关系。     

从增长到包容：城市权利视角下包容性城市的多维度内涵与评估

包容性城市指城市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居民表现出开放、接纳、认同、尊重的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空间排斥与隔离，保障城市居民权利平等。本研究基于城市权利理论，提炼了包容性城市的核心内涵，构建了包含五大维度在内的包容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分别为空间生产—财富均等、权利平等—资源共享、流动正义—人口融合、人文关怀—社会救济和环境正义—绿色发展，该体系涵盖17项二级指标与46项三级指标，然后选取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样本，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赋值，评估出样本城市包容性水平。研究发现：样本城市包容性水平总体情况良好，超大城市凭借先发优势吸引外来人口，以城市权利改进治理水准，对城市包容性产生正向作用，形成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而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的包容性程度相对较弱。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存在成都、武汉、长沙、贵阳这四个“噪点”,呈现出较高的城市包容性水平。     

论包容性增长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是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的宽窄、保障水平的高低以及财政支出的多少等方面。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就要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提升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评价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实现与否是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但只有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才能对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本文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特征进行梳理,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尝试建立一个评价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对流质契约禁止性规定的理论反思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对流质契约采取的是禁止的态度,我国亦不例外,但是现代各国的许多学者对此已经产生了质疑。流质契约具有维护私法自治、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和实现各种制度协调发展的优势,其存在的缺陷完全可以用现存的法律制度来调整,没有必要事先在法律中做出禁止性规定。流质契约的禁止并不能如初地维护债务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还会因为担保物的贬值或市场竞争的约束机制而损害债务人的利益,所以流质契约的解禁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批判——兼评卢卡奇和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它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型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它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什么伦理的国家,它提出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学说也不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使整个社会"物化",商品拜物教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作用的结果。卢卡奇和哈贝马斯虽然都吸收了韦伯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但是,卢卡奇否定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并因此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韦伯化;而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观点则从经济系统对文化领域的决定作用这一维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并使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化。     

海外发展与海外安全之辩证关系

海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收益,也有可能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亏损,甚至是生命的丧失。海外发展与海外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而又相辅相成的问题。健全海外安全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是对中国国民海外安全最有力的保障。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国际社会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但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构成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以及全球抗疫规范和技术的"提供者"。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通过机构改革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安全形势,优化和提升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特别是在谭德塞担任总干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该组织"历史上最广泛的改革",将项目规划、应急能力建设、对外关系和治理以及组织规范与标准作为其改革的四大支柱,使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样也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的不足和局限。国际社会唯有诉诸通力合作、彰显责任担当,共同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运作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方能尽快平息,全球卫生治理才能真正进入健康的运行轨道。     

生态权保护的法律探析

随着生态权理论的发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了生态权的立法实践。我国现行法也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生态权的影子,但并未在立法上予以确认,尤其是以生存权为核心的公民生态权至今也没有披上法律保护的外衣。应针对公民生态权实现所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希企有助于公民生态权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

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软实力建设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仅蕴涵着巨大的软实力潜力和优势，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新阶段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只有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增强国家软实力。     

"全球性结社革命"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场"全球性结社革命".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和全球环境等四方面的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通讯革命所形成的信息全球化趋势.从"全球性结社革命"中,我们可以得到众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