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财产权行使之自由与限制——以法律经济分析为中心

基于私法自治之原则下,著作财产权人得依据自己之自由意愿与他人缔结著作财产权之让与或授权契约,使著作财产权得自由转让。然而,基于权利社会化与私法自治有不完善处,于保护考虑著作财产权人之利益同时,亦须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以调和公益与私益。国家对于著作财产权人所享有之著作财产权,应为一定之限制,以符合公共利益。就经济学之理论而言,当资源配置或财产权产生变动,必须变动所增加之效益大于减少之效益时,始符合效率,是限制著作财产权人之行使权利,必须为成本及效益之分析,不得仅以公益为唯一之考量。有鉴于著作权之保护与否及程度,其与国家社会之经济制度具有密切关系,故本文以经济分析之方法,作为讨论著作财产权行使自由与限制之基准,借由经济分析之模式,探讨著作权法与经济学之关联性,检视该法律制度是否可达成效率与财富极大化之目的,以评判保护及限制著作财产权制度之存在功能。准此,本文试以市场机能为基础,于尊重契约自由之原则下,借分析成本效益之方式,探讨契约自由及其限制之必要性,并追求效率及公平之均衡。当限制所产生之效率高于限制之支出成本,为达成效用极大化或财富极大化,始有限制著作财产权人行使权利之必要性。     

物权:(实体)物或权(定分)

实体物之物权观之僵化,减少了私法(自治)体系之融贯性,从而使概念不经济了。科斯界定无体电波之财产权利作为市场交易之前提条件,在于定分而已。土地使用相邻关系之界分,不是以物理疆界为标准。物权法定作为私法自治之例外说法,并不能成立。对于占有,不应由现实管领独占而排除其它指涉。侵权法中的实体物之物权观之结果不法说,造成了过失客观化,违反了私法自治之过失责任原则。"财产利益"应取代物作为财产权利之分析起点。概念之经济性在财产法律之表现,不是单一概念之闭锁,而是其概念与法律体系是否融贯。     

“中国梦”刍议

梦可分为生理之梦和社会之梦,作为社会之梦的中国梦,是新时期新阶段人心所想,大势所趋。现实中国梦不同于传统中国梦,也不同于现代外国梦,它是具有中国特色之梦,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之梦,是不断改革创新之梦,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之梦。它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是辩证统一的,相得益彰的。     

员工使用企业互联网与电子邮件的合理使用规范之探讨

互联网在产业界得到广泛运用,其使用可促进企业团队生产力之提升。互联网之导入有助于工作流程创新与群组合作,甚至可以使得企业进行流程再造,因为它们符合开放性系统原则。员工之工作时间,在法律上是属于雇主之企业资源。计算机与互联网亦属于企业之资源,员工为私人之目的而使用企业之资源,事实上已构成劳动契约之违反,其可能属于侵害企业之财产权。员工在工作时间里做和工作无关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桌面翘班"或"网络翘班",影响工作效率。企业可制定工作规则规范之,然其应由信息部门、人力资源部门、法务人员以及劳工代表共同制定之,以防许多部门专家之谬误会产生。     

钱钟书论韩愈

韩愈为中古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人物,钱氏秉其“以变为常”之文学史观,于文本细读之中,推知昌黎之双向接受,并进而体察昌黎为诗文转折关捩原因之所在,同时秉同情了解之态度,于昌黎言行之不合处作平情之论。钱氏论韩出以札记形式,故而形式略觉零散,但细味之,则系统而有条理与钱氏解诗之范式有本末并照之趣,可由此而知钱氏谈诗之“一以贯之”者,并可于钱氏之性情作玄想之体会。     

“三常”:干部廉洁从政的座右铭和必修课

胡锦涛谆谆告诫各级干部的"三常",是加强廉洁从政教育的重要指示,是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成为干部廉洁从政的座右铭和必修课。"常修为政之德"的"德"包括廉政之德、勤政之德、仁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的"害"包括愚蠢之害、健忘之害、疯狂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心"包括畏法之心、思齐之心、探汤之心。     

黑土滋养的温润与蓝天映照的纯粹——迟子建两个中篇里的夫妻之爱

迟子建中篇小说《亲亲土豆》和《踏着月光的行板》展现了真淳而丰富的夫妻之爱:其爱之真淳、诚挚,成一体无我之爱;其爱之诗意浪漫,能缓解生之疲惫;互爱之情绵长延伸——爱吾爱以及人之爱。     

论刑法司法之美——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刑法司法之美是作为法之美的一种具体的刑法之美的一种形态。刑法司法之美是刑法司法以其外在呈现和内在蕴含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喜闻乐见的感受。刑法司法之美以剧场美为自身特质,并通过象征、仪式和诉讼语言得以呈现。刑事庭审之美和裁判文书之美是刑法司法之美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刑法司法之美不是为美而美,而是可以助益于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这两项刑法基本价值的实现。在文化建设的倡导中,刑法司法之美是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研究

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中,确认之诉包括确认无效之诉和确认有效之诉。我国《公司法》第22条仅规定了确认无效之诉,并未规定确认有效之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认有效之诉时有发生,法院对于此类诉讼是否可以受理,一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现行条件下,通过最高院批复的形式承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的合法性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论孔子推己及人的爱人之道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的基本内容是"爱人",而行"仁"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孔子认为"推己及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好方法,它建立在人人都有一颗为他人之心的基础上,这颗为他人之心就是爱人之心。爱人之心根源于孝悌之心,但又需要超越孝悌之心,只有发扬光大这颗孝悌之心才能真正的爱人。以一颗爱人之心,行推己及人之道,这就是孔子"仁"的思想的主要内容。     

说理、说事、说梦——由一联唐诗的争论引出的学术思考

朱光潜、鲁迅、朱自清关于钱起一联诗的分析体现不同的学术个性.朱光潜是以自己掌握的西方美学心理学知识阐发该诗所包含的审美意义,其学术思路带有晚清桐城派倡导的宋学精神.鲁迅对他的批评及朱自清的分析,体现了乾嘉汉学考据派的学风.晚清桐城派之宋学已溶入西学成分,故近代汉宋之争已具有东西方学术碰撞的因素.他们三人间的争论实质上是晚清汉宋之争的沿续.     

续论钱大昕的考史之“学”

钱大昕考史之"学"浩博,纵的方面已超越同时代的其他考据大师,学逾三代,通贯古今;横的方面尤重官制、舆地、氏族谱牒之学,还把精通方志、金石、避讳之学等,作为基本的知识储备,使它们都成了善事(指考史)之利器.此前笔者曾作文详论,限于篇幅,未能对方志、金石、避讳学在钱大昕考史中的作用予以评述.若以此定格,非但失于完整,而且不够充分.故特为前篇作续,缀文以求补遗.     

国有与立:钱穆的历史政治思维析论

围绕现代立国,钱穆一生进行了多重层面的学术和思想探索.钱穆强调世人应客观认知自身所处的时运和环境,这需要认真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反省唯西方马首是瞻这一现代中国的病理根源.立国形势、立国规模、立国精神和立国理想,构成了钱穆历史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其立国思维的特质,在于对历史政治传统的同情理解和内在批判涵括了一个富含...     

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胜利的非凡韬略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统帅的杰作。前三次是毛、朱指挥的,第四次是周、朱指挥的。纵观这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研究其胜利的深层原因及基本经验,人们可以清晰地感悟到个中的真谛：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秘诀,就在于红军统帅们驾驭战争的非凡韬略和英明决策。     

谈迁及其《国榷》新探

谈迁较早地放弃了科考,转而全心治史。谈迁立志写作《国榷》,是在天启元年。修史的直接动因,是不满意晚明的当代史纂修事业。第一稿前后用了6年时间,原稿称《国榷》,全书下迄天启,共百卷。以后,续有补写。顺治四年稿子失窃,顺治十年重新成稿。北京几年的反复修改与补充,使《国榷》第二稿更趋完善。在《明实录》尚存的时候,应理性地看待《国榷》,须从第二位角度来思考《国榷》的价值与地位。《国榷》优于《明实录》之处,有以下几点：写出了《明实录》没有写的真相,补充、纠正了《明实录》存在的失误,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之缺,且有《明实录》的史料信息检索功能。     

钱穆所论黄帝政治中心的考古印证

黄帝作为今天华夏民族的始祖,受到全球华人华裔的认同。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使黄帝的出生地和活动中心变的含糊不清,产生了不少的争论。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河南省新密市古城砦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今天的新密市一带正是黄帝发展壮大后所居政治中心之“轩辕丘”,与钱穆先生早年的论证相吻合,而考古学上的印证对于我们进一步研讨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性觉与性寂之争

儒家内部的对立,可以借用佛教“性寂”与“性觉”的分际来分别,而此种分别在儒家历史上造成的对立是根本差异,从而作为统一的“儒家”之称是否成立成为问题。这个结论,可以在具体分析儒门的“程朱之争”和“天泉证道”二公案来分析得之。     

朱德对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贡献

朱德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四分之三的历史。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反蒋独裁内战的二十二年艰苦斗争中,他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杭州朱弁遗迹考

朱弁是南宋初期苏武式的英雄人物,然而关于他本人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历史遗迹,迄今未有专门性的研究。杭州历史上曾有许多与朱弁相关的史实和史迹,它们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可惜至今或被遗忘,或已消失。文章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调查,就朱弁的生平事迹、朱弁身后的相关人物和史实、杭州市内的朱弁遗迹等进行详细考察,对有关的人物背景、史实经过、遗迹地点等加以辨析,揭示了杭州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对于杭州文物史迹的确认和保护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