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呈现出坚持基层党支部、基层政权和民众组织相结合的治理体制;注重乡村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基层政权执政能力;运用组织建设、思想动员和文化教育,激发群众的参与自主性;从边区乡村实际出发,进行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等特点,适应了边区乡村实际,促进了边区社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逻辑进路

乡村振兴是在新发展阶段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及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的战略规划，也为基层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提供了实践历练的发展平台。为此，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农村年轻干部的队伍建设，要在坚持权责明确与监督完善相结合、能力建设与政德建设相统一、教育培训与真抓实干相呼应、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相支撑的逻辑进路中引导农村年轻干部对党忠诚、德才兼备、开拓进取、斗志激昂，从而在书写乡村振兴美好篇章的同时，谱写新时代农村年轻干部的青春之歌。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正坚持、中国现存矛盾能否真正解决、乡村治理机制能否真正完善、党的执政地位能否真正巩固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存在高度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同样存在强耦合性。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包含了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需求,包括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乡村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当实践过程出现治理能力需求同治理能力供给低匹配困境时,这种需求便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而推动国家在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发展与协调发展、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协调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变革。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治理能力保障,具体体现在激发主体活力、提升发展的有序性、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政策执行阻滞。     

基于脱贫攻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本质特征,办好中国事情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村贫困治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代表,是党的领导在农村具体落实的重要载体,脱贫攻坚中必须找准角色与定位。基层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领头雁",基层党支部书记是脱贫攻坚的"主心骨",基层党员是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要选好支部书记、配好乡村干部;要加强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党员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同;要不断吸收先进分子,用新鲜血液补充党的机体,探索基层党员发展新模式;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实现群众利益的引领者、先行者和服务者。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增强干部培训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党校是培训轮训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如何进一步增强培训的实效性是各级党校面临的重要课题。一要把干部培训的宏观目标具体化；二要把培训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条件；三要健全机制，解决工学矛盾；四要准确把握干部培训需求；五要进行“两个结合”：即党性教育计划与干部思想实际相结合，警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形式与学员自身反思相结合，以增强党性教育的效果；六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努力提高教师总体素质。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为缓慢,面临着社会治理主体单一、乡村干部群众缺乏法治信仰、乡村社会治理规则匮乏、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挑战,对此,需从积极培育社会治理主体,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规则,提高公共法律...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功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以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其政党功能的发挥过程可以说是在＂创势＂。对于挫折的反思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顺应农民意愿的改革,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顺势＂。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更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功能的发挥可称为＂引势＂。     

联合国1990年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评析

信息社会使个人资料被歪曲、滥用的危险明显加大,为加强个人资料的保护,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由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势不可挡,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因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国际保护的需要,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关于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意义的再认识

我国广大妇女全面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搭建男女对话的平台,形成妇女解放的同盟军,促进妇女的解放。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特征和规律初探

新时期军队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先进性、示范性、强制性、军事职业性 ;主要规律有内省与外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大节与小节相统一、慎初与慎终相统一以及官德与人格相统一。     

浅析社区团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共青团是广大青年的代表，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如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拓展到社区，建立社区团组织，开展社区团组织活动，这是当前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愿意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论党的协商民主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践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在开展西藏地方工作中得到充分践行。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协商民主相关史料的筛理,分析协商民主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践行的必然性,论述协商民主在该历史时期的实现历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在新时期能够与时俱进。     

司法腐败预防体系的建设

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有转型期特定的社会背景;司法体制设置不合理;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建设司法腐败的预防体系主要包括:强化教育,形成自律;健全完善制度,加大防范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加强身份和经济保障,构筑激励机制。     

从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看《审计法》的修改

审计工作环境的变化和政府审计职责的发展,使《审计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审计监督的需要。本文从政府审计范围、对象和目标的发展变化分析了《审计法》需要修改完善的内容。     

民国时期西藏教育浅析

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对西藏管理的政治措施。同时,为了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制定了一些文化教育政策,对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对整个西藏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Trend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rms-length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mirrors developments in most countries wit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gencies created to deliver public goods—whether it is service delivery, adjudication of disputes, regulatory oversight, enforcement activities—purported to benefit from 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 to cabinet. There is a robu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ocumenting the “agencification” of the state, yet Canadian studies remain mostly absen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Survey (PSES) microdata from 2017, 2011, 2005, and 1999 to test key hypotheses advanced by proponents of agenc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at agencies are more innovative,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public organizations. We find that those working in enforcement agencies exhibit few of the purported advantages of agencification. We also observe tha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adjudicative, and parliamentary agencies consistently surpass conventional department organizations on these metrics.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proposed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reforms may explain this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