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cient China＇s and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National Law

中国古代民族法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充分尊重和发掘少数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又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主权统一，既注重政策，又注重法律，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又促进地方的法制化管理，有效地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中国古代城市的演进与法制

鉴于法律对国家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之重要,又鉴于城市对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键作用,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包括城市建设、手工业发展、市场管理、环境保护和治安维护等在内的法律制定与实施。中国古代城市演进脉络清晰,相关法制内容丰富,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材料散失,但通过收集、整理和研究,仍然能了解其发展梗概,并从中获得教益,提高对当代城市建设的某些认识。"以人为本"是城市建设的宗旨,发展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和平与稳定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条件,法治是城市建设的保障,应该提高法律文化自觉,促进城市持续发展。     

简析人权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演进

人权问题既有普遍性,又存在特殊性,人权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来实现,不能割断该国历史,不能脱离该国国情,人权是一个由很多要素所构成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     

中国古代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军事法的基本特征：首先,我国古代军事法的产生、发展、演变,是和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发展分不开的。其次．我国古代军事法具有法治与人治混杂的特点．军事法制高度集中,维护以皇帝为中心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再次。我国古代军事法具有继承性的特点,并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传统。此外,我国古代军事法具有“军法从重”的特点,有效地保障军事法律规范的实施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中国古代的家法族规及其社会功能——“民间法”视角下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法不是全部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存在着另一种"法律",即所谓的"民间法",表现为诸如家法族规、各种民间性组织制定的规范、村规乡约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从历史的角度看,"民间法"成为弥补国家法控制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存在其合理的一面,对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提供一种反思,即法治的实现,除了依据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外,还要重视其它规则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决定国家法律和其它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以及文化传统。     

刍议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的历史演进及其最新发展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是指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所享有的特殊权利的原则。本文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的历史演进及其最新发展试作相关论述。     

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特质探究

本文旨在对中国传统之“公之于法”力图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文化探究。文章认为 ,“公之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本文在对“公”、“私”字源以及古人对它们的褒贬态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系统阐述了古代语境中“公之于法”这种法文化特质形成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着重剖析了“公之于法”在古代统治阶级的扭曲下被其“公”的形式所掩盖的“私之于法”的异化景像和内容。同时 ,通过与西方对应物的比较 ,论述了中国传统“公之于法”的不足之处及其在现代的不适应性。论文指出 ,中国古代“公之于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长河 ,其历史内容虽然被统治者扭曲而变异 ,但其一直在民间社会传承的“大公无私”精神则应予肯定 ;同时 ,对西方之对应物所体现的“公而有私”原理则应予吸收 ,从而使“公之于法”之精神理念从中国传统意义中走出 ,从而成为中国当代和未来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质。     

浅评萨维尼与民族精神

本文主要考察了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的基本思想,即"民族精神"一说,尤其是体现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的理论主张,并拟评析萨维尼提出这一主张所体现的学术情怀和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侵权法论文类研究现状及反思

本文对中国古代侵权法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分别从通史研究,断代研究、比较研究、专题研究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并对该领域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

近代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区域性文明的相互隔绝状态 ,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整合 ,也在时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民族的循环时间观念的命运 ,把西方工业化社会内部所呈现的以“历史进步”为特征的线性时间逻辑客观地强加于各古老民族。在西方扩张的进程中 ,中国社会与法律和其他非西方民族的情况一样 ,成为“扩张”和被“挤压”的对象。本文借助人文地理学家戴维·哈维 (DavidHarvey)“时空压缩”概念并加以适当转换 ,提出了“时空挤压”理论 ,用以描述中国近现代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     

论中国法官员额制的历史演进

中国法官员额制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孕育,近代雏形,现代基本形成。在第一个古代孕育阶段,各朝代均在中央及地方层面设置承担司法裁判职能的司法官员,并有意识根据人口数量、辖区重要程度、民族成分等因素厘定法官之员额。在第二个近代雏形阶段,从清末修律至民国,开始尝试建立系统化的员额核定方法并加以具体实践,但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收效不大。在第三个现代基本形成阶段,自建国以来,管理法官员额机构由司法部变动为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编制部门予以确定,这种确定是根据社会发展与案件数量来进行的。     

法的精神抑或诸法系的特质?——孟德斯鸠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的题名解读

汉语"法的精神"的各种含义难以契合孟德斯鸠在其著述中对l'esprit des lois这一术语的界定,本文通过分析孟氏法文原著及相关西语著述力图论证:作为比较法和法社会学开创者的孟德斯鸠,法律的多样性是其研究的中心论题,孟德斯鸠用l'esprit des lois这一概念作为其著作的题名和思想体系的核心,所意指的是"诸法系的特质",而非汉语学界所通常理解的"法治精神"、"法律本质"或"立法意图"。     

教会法的精神与历史

教会法是相对于世俗法而言的一种法律制度,曾是中世纪西欧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之外另一主要的法律体系。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年在位）颁布了第一部正式的教会法,拉开了教会法发展的序幕。     

试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德精神

中国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学者尤重道德，他们以孝悌为根本，以伦理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注重道德修养，强调“修身为本”，在学校教育中将德育置于首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德育原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育者们先教做人，以成人促成才，将道德教育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和形式之中，注重德、智、美的统一，并将学校、家庭、社会融为一体，形成教育合力，取得了显著效果     

专利“三性”标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这专利“三性”标准的形成及每一标准的内在演进都遵循了特定的历史顺序.实用性最早诞生,并从模糊走向清晰;新颖性紧随而来,从相对变成绝对;非显而易见性产生较晚,变化也最为复杂.专利“三性”标准的历史演进体现了经济政策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并仍因这种影响存在变动的可能.上述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对“三性”标准的适用应符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和需求.     

论西方卢梭研究的历史演进

卢梭的诸多学说一直有着巨大影响,在西方各种精神和运动中留下印记。研究卢梭的学者们成就斐然,但各种解释互相抵牾,意见分歧已不限于卢梭的政治理论,还包括其经济学说、宗教学说、教育学说和道德学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小批学者开始进行卢梭著作统一性的研究。朗松、赖特和卡西勒三位学者为寻求卢梭那一大原则作出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书写卢梭的大潮一直势头不减,并出现一种内在转向,即探察卢梭遗留下来的大宗零散的自传性资料,包括书信、出版著作和卢梭所有的自白,利用这些证据耐心复原卢梭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冷落了卢梭发表的著作,而是将其融入他的整个存在。     

重拾法的民族精神:习惯法与民法的未来

中国民法向何处去?这是当下国内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法国模式?德国模式?还是中国特有的模式?在民法典的建造过程中,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法律移植之风日益盛行,然则忽略了法律的民族性。本文以萨维尼的法律思想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民法的历史及现实,呼吁重拾法的民族精神,在民事立法和司法中重视民间习惯的作用。     

重拾法的民族精神：习惯法与民法的末来

中国民法向何处去？这是当下国内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法国模式？德国模式？还是中国特有的模式？在民法典的建造过程中，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法律移植之风日益盛行，然则忽略了法律的民族性。本文以萨维尼的法律思想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民法的历史及现实，呼吁重拾法的民族精神，在民事立法和司法中重视民间习惯的作用。     

关于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思考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明晰的“法文化共识”,这是本文对中国古代法文化所作的一个新的概括。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法律意识、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和礼规范为主体的法律规则。这些“共识”不是官方和国家利用权势向民间和社会进行灌输和强加所造就的,而是据于它们的生成特点和本质属性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富有积极意义,它使中国古代法律获得了普遍支持和有效实施的基础,减少和缓和了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使民间自治得以广泛实施,更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这一传统及其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我们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启迪。     

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

中国古代判例法存在两种基本类型：成文法典下判例法与非成文法典下判例法。这两种类型的判例法存在不同的运作机制，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语境下的法律制度，两者亦有相同的地方。中国古代判例可以分为创制型判例、补充型判例和解释型判例；判例的作用可以分为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和作为新立法的依据三种；论证类型有严格类比推理与说理中高度伦理化说理两种；从适用特点上看有相应的逻辑体系，在适用时根据不同类型分别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