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人口流迁对民族交融的推动

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地区,因其资源丰硕和远离中土,一直成为外来移民迁居的理想之地。宋朝建立以后,在封建朝廷立足当地深入统治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共推之下,众多外来人口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不同形式移民纷纷扎根乌江流域,不仅大力推动了本地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有效推进了本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瓦瘾”:华靡两宋都城的销金锅——论两宋全民享乐之滥觞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宋都城在城市面貌变革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有着诸多新气象,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广泛的参与到市场和消费中。娱乐场所"勾栏瓦肆"的出现和繁荣也为两宋都城民众提供了享乐和消费的新环境。"瓦瘾"概念的创造性提出,从全民享乐的视阈辩证地分析两宋都城过度繁荣的原因和隐患,指出当今社会的科学消费环境和经济政治和谐发展之路,才是真正的繁荣之道。     

职业声望视角下的两宋家训差异

宋代是我国家训发展史上一个阶段性高峰.两宋家训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从家训中子弟择业的价值标准上看,北宋家训更多地强调子弟的为学为官之道,读书做官是职业声望的顶峰.而南宋家训注重的是教导子弟如何通过商业经营去治生、发家,商业作为子弟正当职业已得到士人们的认同.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进而造成传统社会严格的四民等级身份制的松动.     

论秦观的诗

秦观虽名列“苏门四学士”,在作诗上却是走自己的道路,是元祐诗风的别调。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他以诗写情事,写景工丽,咏物诗则讲究寄托。但境界较狭,风格纤弱。秦观的诗细丽、轻巧,也想学苏、黄之用事,但显然功夫不到家。他的七绝坚持唐人作绝句的方法,风格清新自然,虽有纤弱之嫌,却也是诗坛上不可或缺的一种风格。     

论彝语标准格律诗——“三段诗”

学术界往往用泛指的"三段式歌谣"代指彝语标准格律诗"三段诗"。"三段诗"不是普通的"三段式歌谣",它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独特格律要求和文化哲学生态;它曾经被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家所注意到,但是由于缺乏集中而精深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至今学术界对"三段诗"仍然有误解。对彝语"三段诗"进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集中研究,可以消除这些误解。     

妙悟与言荃:诗禅分别论

禅学思想本是一种佛教思想,而许多文学批评家却力图在禅学中为诗学找到支撑点。从理论上讲,禅学与诗学是根本不相同的。从“悟”的角度来看,禅悟所悟的是隐藏于心中的佛性;而诗悟却是由心及外的悟,所悟的是隐藏于诗歌中的作诗之道。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禅可以不借助语言而仍能使人悟解;而诗若离开了语言,就什么也没有了。     

论“诗工”与“穷达”之关系

“诗工”与“穷达”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围绕它的观点主要有：“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以及“诗能达人”。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有利于“诗工”与“穷达”关系的梳理。     

论晁补之的农事诗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农事诗独具特色，但长期为后人忽视。这些作品以其躬耕经历为基本素材，通过描写自然灾害的肆虐和揭露封建官府的弊政，深切地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艰辛和农民生活的疾苦，真切地表现了农民的喜怒哀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村的贫富悬殊和民间风情，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激越的思想情感和浓郁的民歌风味。在古代诗歌史上，晁补之是难得的一位本色的农民诗人。     

四次使金,南宋外交使臣王伦以身殉国

他是南宋出使金国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明显的外交使臣。他四次使金,次次如赴雷区;两度被扣押拘禁,时间长达11年之久。面对高官厚禄、威逼利诱,他不辱使命,从容就义。由于宋朝重文抑武,导致军备薄弱,常吃败仗。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宋朝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在外交上可圈可点的成效不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少,而真正称得上卓越的外交家更是寥寥无几。     

论夏峰北学——及对清代北学的历史考察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北学致用传统与阳明学为知识资源,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由此其视野可分为两个层次:理学层次和儒学层次.正是这两个层次所带来的兼容并包,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其为宗师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三百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八先生"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的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论罗伯特·弗罗斯特自然诗的社会意义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终身致力于诗歌创作,尤以自然诗出名。他的自然诗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看似平淡,然而在平淡的外表下,往往蕴含着炽热的思想感情,表现出现实性、人民性和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他始终关注现实社会的真相和趋向,从而使自己的自然诗歌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性,表达了对现代人生存状况及命运的真诚的关怀。     

儒家诗教传统下的政事诗

政事诗是集中反映朝廷统治、政治制度,评论国家时局,表现文人关怀民生、社稷的诗歌。有关政事的文学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献,经由各朝代的发展,同时在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儒家诗论教化下,诗人将诗文创作作为表达个人政治关怀、揭露社会政治现实的有力武器。从最初的歌功颂德到怨刺、讽喻,再到诗文干政,政事诗伴随王朝兴废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占比重比较大的一类。政事诗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两宋望族与文学》评介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精英阶层对文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两宋的名门望族,其文学精神与社会思潮、学术风气皆有密切联系。其研究意义与价值日益凸显。然而,学术界极少关注宋代精英阶层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关系,更无系统研究此类问题的专著问世。     

《诗薮》中的神韵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倡言以神韵论诗,多侧面展示“神韵”所表征的诗学审美旨趣,已基本形成神韵说的思想,认为诗之神韵宜以格调为基,而格调应以神韵为归,注重于对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的把握,在我国古代神韵理论的发展中,上承庄禅学说之美学精华,中得严羽妙悟理论之精髓,下启王士祯神韵理论之端倪,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品诗

最近，读到两首诗，一如品尝美酒，回味无穷；一则味同嚼蜡，令人咂舌，诗品之雅俗，如天上地下。     

论《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

本文分析归纳了《诗经》中战争诗的三大特征:以民族战争为题材;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本文认为正是这三大特征奠定了《诗经》中战争诗在世界战争诗史乃至人类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代诗人尽望乡——三首台湾乡愁诗赏析

文章通过三首台湾乡愁诗的赏析，展现了自五十年代以来风靡于台湾的、在台湾与大陆隔离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乡愁文学”，表现了当时台湾诗人回归祖国的“归属感”、思归不得的“幻灭感”和对祖国母亲可望而不可及的“遗弃感”。反应了诗人们强烈的渴望祖国统一，两岸团圆的情感。     

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诂“删诗说”——兼论《诗》的结集及淫诗问题

宋元以来,否定删诗越来越有成定论之势。通过分析新出楚简中的大量逸诗与传世《诗经》的复重现象,可初步印证太史公"去其重"之说。"去其重"乃历代太师接力所为,孔子又于最后在既有规模和形制上删削取舍刊定,非孔子一人就三千古诗上重编。"古诗三千"乃是泛称纵的历史上的诗歌规模。动态生成的《诗》到孔子前本已基本定型,但春秋末诗乐重新混乱,从文献记载和主客观条件看,最后删定者应该就是孔子。对勘出土和传世文献仍可见一些诗在杂沓去重中留下的工作痕迹。逸诗既是筛除的结果,也是被筛除的原因。今天所见逸诗比例少,盖由于今天所能见者亦即当时所广传者,亦即太师、太史等王官和夫子编订所尤其属意者,又迭经数千年,其劫遗自然更不副三千之数,故诗三百得见而诗三千不多得,逸诗少见反旁证了删诗之事。逸诗纵横分布的规律性,也既证明了删诗说,还说明了逸诗并不止如今之规模。淫诗说则是对夫子正乐的误读,是宋元以来的一个偏见,借所谓大量淫诗来否定删诗说是不成立的。     

从诗、乐关系看唐代昭君诗的创作

乐府采诗以配乐,汉代《明妃》和《昭君怨》两首曲子影响了后世昭君诗的创作。在时代的发展中昭君诗所呈现的诗、乐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互动关系到渐离关系再到互相独立。昭君诗到了唐代逐渐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诗体,形式、内容、情感也发生变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对话中的诗与哲学——论柏拉图的对话体以及他对诗的批评

对话体对于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话体在形式上体现了哲学的本质。对话体,以及相关的文学溯源不能证明柏拉图是诗人哲学家,论证柏拉图是诗人的研究者将陷入说谎者悖论中。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中对诗的批评必须认真对待,对诗的批评显明了哲学的本质。诗的本质是无知的经验模仿,而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模仿理念,在于他凭借理性理解了理念世界,而诗人只是凭借感官看见了经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