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权威论

法律权威至上是法治的必要要素。法律权威构成要素包括法律的国家性、责任性、强制性和普适性、利导性、程序性。法律权威要从主体、客体和法律实践中介三者的相互作用中去树立。主体应是具有法律信仰的主体,客体应是具有良好内在品性的法律,科学、自治的法律运行机制是树立法律权威的桥梁。     

论法治视野中的潜规则消除

潜规则的存在及其影响是时下社会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它漠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与法治追求，是中国走向法治过程中必须破解和消除的一个难题，也是老百姓关心并深恶痛绝的敏感问题，更是当下中国行政体制内必须着力解决的困境。从法治的维度出发，消解潜规则，应该树立起程序正义的理念和法治权威的观念。     

法律语言风格特点论析

作为法律的载体 ,法律语言必须以恰当的语言形式表述法的内容。由其交际领域、交际目的、交际对象所决定 ,由法律本身的强制性、权威性、严肃性所要求 ,法律语言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即准确、庄重、严谨、平实。而这些特点又是在确切与模糊、庄重文雅与平易通俗、繁复周密与简洁明快、规范质朴与艺术审美等对立统一体中辩证体现出来的。     

《就业促进法》破除就业“潜规则”

1月1日，中国就业领域首部基本法律《就业促进法》正式施行。上海市政府有关专家解读说，这部法律从制度上明确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将破除多条就业“潜规则”。     

论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

我国在青少年特别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制观念滞后、相应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保障机制不完备、司法环境不完善、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等。应当进一步理论创新,构建以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为核心的新青少年法学,同时还应当对青少年特别保护政策、最低标准、保护原则、具体制度和独立程序等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论法律概念——一个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

由于法学的实践理性特征,形式逻辑上对概念的界定并不能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可以套用在对法律概念的界定上.因为这种定义方式无法真正实现法律概念的价值承载功能.以司法中心主义为视角,我们认为,法律概念是指基于法律共同体的约定而承载着价值的、在司法操作中通过与案件事实的对接而释放其意义(规范目的)的制定法上的最小语言单位.因而,关于法律概念的思维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类型思维.同时,对法律概念的上述界定也告诉我们,它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即规范性、开放性、实践性和衍生性.     

民间法与司法中的法律续造

法律并不是圆满无缺、逻辑自足,而是存有漏洞的。漏洞存在,即需相应的法律方法来予以补充,法律续造就是其中之一。续造法则产生有禁止法官拒绝裁判、人的理性有限、实现个案正义、保护民主制度等缘由或正当性,也有消解法律确定性、公正性的危险,故对它应全面看待而以合法性、合技术性等规定限制。民间法在续造理路中可作法源、作质料,故对其不可小觑或忽略。考虑到现今法治状况,法律续造当属法官穷途末路之举,务必谨慎对待它而避免解构国家本已不牢的法治根基。     

优美的循环:对范·胡克的法律职业化与法律自治性理论述评

范·胡克的法律职业化理论对人在法律系统中的位置进行了合理阐释;重视并强调法律学说对法律系统的发展和合法化的作用;较多关注法律职业与法律自治的关系。但是,其理论缺失对法律职业群体内部自治性的探讨;将政治/权力系统的作用和法律合法化的重任赋予法官,使得实践中的商议性沟通效果减弱,在理论上会消解而不是重构法律的自治性。     

多重博弈：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整合和再组织的一种民主化治理方式,这种民主化治理集中体现为“乡政村治”模式,在这场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存在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收益者之间的利益争夺,这种利益争夺在现实中演化为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论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

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司法审判与法律意义

本文探讨的既不是作为观念形态中的法律 ,也不是法律条文中的法律 ,而是在司法审判中的法律。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法律 ,是法律条文的外化或实现。判决 ,既确定了法律的意义 ,也是法律的完成。     

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自14世纪开始已被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我国《合同法》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体和更具有操作性,并能较好地与国际接轨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这对积极推进我国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必将产生深远意义。     

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主义文化的建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仪式在法制中所处的位置和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司法仪式又强化了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在西方的传统的社会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这种文化是培育现代法治的沃土。中国传统社会对司法仪式极端轻视,而既有的司法仪式又过多地蕴含着军事化的色彩和革命主义的情节,这都强化了背后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文化。培养现代法律信仰主义文化则应先从重视司法仪式开始。     

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

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法律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行法律制度对村民自治的保障 ,主要体现在宪法、专门法律、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的保障等层面。由于现行法律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因此必须修订、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 ,才能保障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选择的则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就表明,在涉外合同领域,我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也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并且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自2001年建立以来,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其实施的法规政策,也尝试建立了许多实施机制及措施。但是,法规政策的频繁出台,使得“两法衔接”机制陷入泥沼与混乱之中。如不对此进行修补,“两法衔接”机制极易异化为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论司法审判能力对法律局限性的矫正与弥补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因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无与伦比的技术可操作性而成为最佳的社会关系调整器，但法律在创制、运作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等方面，也存在着固有的内在局限。要使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得以良性运作，需要法官养成独有的法律思维；面对法律冲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要回避法律冲突，能够在冲突的缝隙中选择适用正确的法律，履行审判职能；法官要援用法律原则和精神、社会习惯，以及学理，运用法律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将司法意图潜移默化到具体的案件中，体现司法意图，实现法官裁判权。     

法律渊源：司法视角的定位

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法律渊源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法律渊源是一个描绘司法过程的概念。在多数法学著述中,它是指法官在哪种法律形式中探寻针对个案的法律。因而我们应站在司法立场上来理解、认识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与法律形式的结合使我们看到法官发现法律的场所,而与法律发现的结合使我们看到其方法论意义。从司法的角度看,法律渊源实际上就是法官法源。     

论对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基于地方自治法的立场

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故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实属必要。厘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关系问题,是正确看待村民选举权法律救济的前提。而具体从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出发来构建相应的救济制度,方能够有效确保各种争议的解决。     

规则与潜规则——表象与真实的刑法

刑法中的规则是一种硬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表象规定,而潜规则则是一种隐性的、修正规则的规则,二者的适用都可能异化或朝病态方向发展.为此,必须通过生命规则把二者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化解以实现统一互补,从而使表象的刑法转变为真实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