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出席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的见闻和思考

2013年6月12日至16日,笔者率中国国际城市联合会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出席了在该市举办的2013年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     

没挨骗的请举手

汉口火车站挂了块公益广告牌：“请不要搭理陌生人,谨防挨骗”。被网络一曝引起轩然大波。起初我有点纳闷,心想这话没错呀,怎么会让这许多人不舒服？细想才知道,这话映衬出了当今社会几多人情淡薄呀。要不怎么说我这人耳朵根子软立场不坚定呢,人家如此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于是竟然有几分恍惚。     

加拿大多伦多平安建设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安全问题的日益增多,城市公共安全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尽管各地政府在创建平安城市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各地对城市安全的内涵理解不同,所采用的标准也各有千秋,平安城市的建设工作进展不甚理想,尚未取得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国外的平安城市建设起步较早,具体措施和程序更为成熟和完善。本文选取加拿大多伦多市平安建设进行介绍,以期对我国平安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城市的外交职能也得以不断完善,城市外交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中国城市外交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又是权力下放赋予城市涉外自主权和外交能力的内在要求。此外,中国的城市外交既与传统的国家总体外交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有新的内涵,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从城市的角度更好地处理跨国关系。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需要培育城市精神、建立健全外交体制和运行机制。另外,中国城市外交应该将立法、明责、制略、建制、保障等几个方面作为工作重点。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深入,城市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外交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性事务,城市在参与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遵守相应的外交规则、规范和惯例,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构建成熟的城市外交制度。     

香港的价值

在深圳罗湖通往香港红磡的火车站里,暴雨冲刷着狭窄局促、接近露天的候车站台,不时惊起人群尖叫,糟糕的乘车条件惹来了一群大陆旅客的抱怨。记得5年前来香港探访回归10周年时,身边的人们多还惊叹于香港公共交通的先进。其实,这条铁路通道本身并没有变化,只是铁路线两端连接着的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外在的香港,除了比5年前破旧了些之外,没什么大变化,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陆城市相比,一样的电影海报、     

被误读的城市竞争力

如何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为公平的服务空间,才是决定城市发展的重要命题。商业城市、花园城市、宜居城市、文明城市……在过去的20年中,这样的城市评比和排行榜充斥着媒体版面,而这些评比和排行榜的制造者,既有官方机构,也有民间机构。但实际上,从官方到民间,中国的城市却在"经营城市"概念的口号下,像一个制造工业产品和金钱财富的机器一样,日渐面目模糊。     

对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关系的探究

本文主要从城市规划与城设计的关系、城市建设综合效益的平衡、城市策划的机制三个方面,探讨城市设计的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的问题与完善研究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创建现代化城市的要求,城市房屋拆迁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我国已经就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规定,制定出了配套的法律制度,可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发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对拆迁补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进行解决和纠正。     

“治堵”不当是堵车恶化的重要原因

近年,中国各大中城市堵车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人们对堵车原因的认识和如何治理却存在诸多分歧。种种治堵方案总是效果不彰,限行似乎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治堵?堵车的原因有哪些误读?目前的治堵观念存在什么误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多年来致力于交通问题的研究,颇有心得。也许他的诸多论断只是一家之言,唯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观念碰撞,促进完善政策的出台,并能进一步影响中国改革的路径。     

他们不是城市的过客

街角处是一家药铺，药铺前面是城市主干道的十字路口，路口不远处是市中心广场。每天不论天气如何，我总看见他们聚集在街角。我曾长久地观察过他们。眉头紧锁，头发蓬乱，满面灰尘，手指粗大，衣服破旧，这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有的三五一群蹲在药铺门门抽烟闲聊，有的七八个人一起席地而坐打牌，有的女人们两三个一伙儿站在十字路口的树下织毛衣、绣鞋垫。     

城市是个交易的地方

我站在城市的边缘，比任何时候的任何人都显得疲惫，身后是华灯异彩的街道和广场，而内心却是空落的怀念和向往，一切似乎都很平常、平淡、平庸，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激起心灵的波浪，再也不会放声的歌唱和无忌的流浪。当城市东边的太阳又一次升起的时候，辗转的车轮又该滚到梦的门口了。闹钟响了，水声响了，整个偌大的城市在即将到来的繁忙中响了，公车站下挤满了人，人脸上挤满了昏睡，眼睛睁着，睡眠还在继续，灿烂的阳光打在头顶，温暖的手掌从大地深处伸将而出，我们被现代化的烟雾徐徐托起，这样，美丽的一天开始了。     

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有人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好像是电影里的插曲一样,可以是即兴而发,随便安排。其实不然。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第一,人民公社是实现大同理想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第二,先农村后城市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般特点;第三,通过试验的城市人民公社充分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与“无比的优越性”。因此,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迟早会出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城市经营理念下的城市规划

国内外著名城市的发展历程证明，在城市建设中，规划是龙头，规划必须先行，在城市经营中也是如此。国内很多学者和官员者认同城市规划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城市规划走向经营性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本身就可以创造价值，城市规划本身就是城市经营。     

扩大对外交流：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必由之路

2011年5月,《深圳市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市政府文件形式正式印发,成为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纲要》提出了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两个阶段的目标：在未来十年里,深圳将建成东南亚地区的明星城市、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城市。至2050年,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

当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形成、市民抵制住房不公/空间不公的都市运动兴起的时候,权力不仅具有运作政策技巧的足够能力,同时也已经掌握了运作意以形态、消化专业知识、同时将知识人群体隔离于社会运动的一整套娴熟的技巧。     

为锦绣北京添彩的田锦秈

在城市建设这个艰苦创业的岗位上,田锦秈就是那个为锦绣北京添彩的人。田锦秈1999年12月调入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任总经理,接过了公园建设、发展的接力棒,那是朝阳公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公园刚刚完成“9950”献礼工程的建设工作,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摆在了他的面前。5年过去了,朝阳公园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园内3900户居民和市属4个大企业搬迁了;公     

玉门:那些抹不去的记忆

2002年开始,玉门石油管理局开始将学校、医院、服务机构搬迁至酒泉市.2006年9月8日,玉门市市政府搬迁至市区向西70公里的玉门镇新区.至此,老城、新城和油田新基地将昔日的油城玉门一分为三.随着9万人迁出玉门,留守老城区的老工人也急于谋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陈莲便是如此.由于玉门石油枯竭,1998年她从玉门轻工机械厂下岗,她扎过编织袋、做过大铁桶、生产过半成品挂面,最后申请到了一个公益性岗位——废弃楼房看守.在当地,公益性就业岗位还涉及基础设施管理、环卫保洁、社区治安及绿化、物业协管等服务领域,重点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4050就业困难人员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三线城市法制建设的相关探讨

伴随着21世纪的开启,我国也逐渐步入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理念是在第十五次全国人大上提出,这一伟大理念的提出正式将法治社会的重要性展现在公众视野中,同时也正确的阐明了法制应当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保障的理念。随着1999年第三次修宪,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这一规定被加入到《宪法》第五条中,它表明了中国以法治国坚定态度,也宣告了人治社会的结束,法治社会的到来。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开展的如荼如火的时候,城市法制建设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小型三线城市作为城市圈中的最基础组成部分,它们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因其自身特殊性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最多的。武汉东湖学院政法学院暑期实践调研梦之队开展了以京山县为调研地的法制宣传调研活动,目的是通过实践实地了解三线城市法制建设。     

当代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政治根源

中外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偏向政策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在改革前的"全能主义决策模型"中,统治精英阶层对农民的意识形态偏见,促成了阻止农民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为城市偏向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在改革以来的"分裂式权威主义模型"中,中国城市偏向政策延续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普通市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压力,而是来自行政管理者阶层.中国的城市偏向政策将在城市-官僚主导的改革进程中,随着普通市民社会福利水平的相对下降而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