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违反法定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诉讼法》的施行使得“违反法定程序”成为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但司法界、行政法学界对“违反法定程序”中的许多问题存在着颇多争议，仍未取得共识，从理论上廓清“违反法定程序”中的关键问题是完善我国的行政审判制度、树立“正当程序”观念的必要举措。本文试图在吸收学界“违反法定程序”研究中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审查的依据、范围以及结果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观念和看法。     

公安行政法“执法场景模拟”实训教学模式创新

公安教育改革的要求使公安行政法教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积极有效应对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实训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的组织运作为例,研讨集行政法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执法技能为一体的公安行政法新型教学模式——“执法场景模拟”。实训教学模式的整体构想。以期达成让学生接触公安实战工作具体情况、复习巩固公安行政法相关知识、锻炼独立思考能力、模拟运行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综合运用公安行政法理论和规范、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后现代对行政法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思想时行政法的价值体系造成破坏，主要表现在新公共管理与行政法存在着冲突，行政法出现了非法律化趋势，行政法的“分化”现象严重，这些都是造成了行政法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反思我国行政法学，需要对行政法功能与定位进行调整，充实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同时对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也要转变，行政法有必要与行政学再度结合，更加重视行政实务上的问题.     

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司法适用的全新设计——基于法条规范的视角

在我国没有统一行政法典的现状下，应以“总则法条基础＋分则法条基础＋吸收合并”的新标准为界定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基点，得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结论，并为这两个基本原则详尽列出了总则和分则的法条基础。在具有法条基础的前提下，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设计出其直接司法适用的两个阶段：一是“初级阶段”，基于规范的“总则”＋“分则”并用模式的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二是“成熟阶段”，基于“总则”条文规范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独立使用，最终达至行政法基本原则直接适用目的。     

另一种“医患关系”——警察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关系的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设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具体规定中,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定意义上的“怀疑”与“对立”转变为“信任”与“协作”,这种转变要求警察在执法办案中必须相应地调整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与之建立相互信任、协作的“医患关系”。     

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理性思考

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钓鱼执法”违反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违背基本行政伦理，也蚕食了社会信任。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虽缺乏法律依据但具有合理性，诱惑侦查的理论和实践对探讨诱惑调查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完善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立法规定：确立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的合法性，并对实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予以制度化；明确行政主体对诱惑调查的合法性承担证明义务；非法诱惑调查的口供和物证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仅凭非法诱惑调查获得证据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对规范警察用枪条件的若干思考

交警存在使用枪支执法不规范、其行为与行政法基本原则不符、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等问题。现行法律规范中,使用枪支仅适用于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等紧急情形,而对于民事纠纷、治安类和交通类的行政案件等则明确禁止使用枪支。因此,必须明确枪支在法理上的使用条件,规范警察用枪行为。     

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发展——以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的发展为例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一系列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正当程序原则正在从“开放式的原则”流转为“法条式的原则”，而造成这一流转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类推适用”和“典型案例”。正当程序原则司法适用在我国发展的成功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类推适用”与“典型案例”的作用，从而促进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发展。     

试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权力进行规制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基本趋向。《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新形势的要求,贯彻了“人权保障”、“权力约束”、“合比例执行”等现代行政法基本精神。     

论单位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

有关“单位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的定性量罚问题，理论上存有较大的争议，在公安执法实践中也常常难以把握。所谓“单位”，从法律层面应界定为“法人或其它非法人组织”，而“单位违法行为”应具备三个特征。对单位违法行为进行定性裁量时，必须有明确的实体法规定。同时，执法部门在以“单位违法”的名义对场所处罚时，不应以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随意处罚。     

浅谈行政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首先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产生的，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形成的一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化已经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必然 求。我国仅在行政许可法中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这远远不能适应法治的 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完善和保障信赖保护原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机理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具有双重违法性质,既违反行政法,又违反市场秩序法;行政垄断由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与传统行政法从自身的角度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并不相悖;目前规制行政垄断的立法首先应当解决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法律概念的冲突、行政垄断立法“粗”与“细”和行政垄断监督检查机构等问题。     

场景教学法在公安皖敕行政法教学中的运用

公安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职业教育，强调警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对实践性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行政法”课程是关乎警察行政执法的必修课，采用场景教学法授课，让学生扮演角色亲历行政执法场景，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行政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培养出优良的公安执法后备力量。因此，研究“行政法”课程中场景教学法的具体运用，探寻场景教学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措施，应当成为当前公安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新发展

在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作为与政府治理最为密切的行政法领域受到了来自数字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更是在这一冲击中迎来了新发展。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冲击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就有必要结合数字技术对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再阐释,同时新型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运而生,这就有必要对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数字法治政府视域下的新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以适应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与完善。     

论公安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公安执法力求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分析公安执法实践中“三个效果”不一致的种种成因，要正确理解在执法中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要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践行“三个至上”的理念，加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运用理性、文明的执法方式，提高正确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的水平，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素养和执法水平，从而实现公安执法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一致性。     

浅谈平等原则与行政机关的选择性执法

在行政处罚领域,选择性执法、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侵犯公民平等权的现象并不少见.一方面,我们不能打着不平等的幌子为违法人士大开逃避法律制裁的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行政法需要依靠平等原则作为基础性原则的拘束力来保护公民真正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权益.但是在我国行政法上,平等原则还没有被明确地纳入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中.平等原则在行政法上...     

行政执法理念问题研究

合法性与合理性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 ,理论指导实践 ,这两项基本原则延伸至行政执法实践中 ,就演变为行政执法所应兼具的两种执法观念。合法性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 ,是行政执法的基本标准 ,而合理性则是现代社会行政执法更深层次的要求     

论单位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

有关“单位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的定性量罚问题,理论上存有较大的争议,在公安执法实践中也常常难以把握。所谓“单位”,从法律层面应界定为“法人或其它非法人组织”,而“单位违法行为”应具备三个特征。对单位违法行为进行定性裁量时,必须有明确的实体法规定。同时,执法部门在以“单位违法”的名义对场所处罚时,不应以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随意处罚。     

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行政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这既与法律调整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也符合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性质和特质;但“平衡”并不排斥行政法的价值侧重。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坚持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既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法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     

论行政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几个问题

科学构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意义重大。必须把握三条思路,一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但必须走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制建设之路;二是正视历史,打扫“垃圾”,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确立提供前提和基础;三是将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顺位思考,分清轻重缓急,并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外化在关键的行政法规的立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