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视野下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所能利用的实现特定目的的一定资源,它在政治认同、参与网络、规范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指村民在自治事务范围内通过遵从、合作、协商、确立及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丰厚的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农村村民的传统社会资本形式与村民自治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必须加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提高村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社区党建创新:走向社区融合的现实路径

为适应社区群众自治的新要求,社区党组织需要以党建工作创新带动社区治理转型,通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来促进社区融合。社区融合目标是从社会融合概念引申而来的,面对社区成员之间的疏离和社区自治的失序,社区融合的实现途径是: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感知性融合;完善社区治理秩序,促进规范性融合;构建互动网络体系,促进结构性融合;培育普遍信任的邻里关系,促进交流性融合;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促进功能性融合。     

社区自治中的内生惩罚：自主组织规制搭便车行为的策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社会治理创新呼唤社区自治,而居民的搭便车行为致使自我服务难以实现。那么,怎么规制社区自我服务中搭便车行为?以及哪些要素使得社区自我服务成为可能?对N社区自主物业管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内生惩罚是规制居民搭便车行为的创新策略,其逻辑为自主组织成为社区自治的媒介与载体,通过缩小自治范围、动员社区精英、赋权居民参与及重建社会网络等过程要素"催化"内生惩罚的生成,迫使居民投身于公共事务,各个要素之间属于递进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解决搭便车行为的策略集合,对推动社区自治具有政策价值。     

培育第三部门：重建我国社会资本的理想路径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凝聚着有效和广泛社会资本的社会,它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自主、平等、信任、协调、合作和互惠的关系。第三部门作为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体现着社会资本的发展,有助于社会规范的建立和公共道德素质的培养。因此,要发展第三部门,建立公众的横向关系网络,培育民众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     

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

乡村治理的完善程度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深刻意义,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①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激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的活力

激活民主政治的主要路径在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激活基层民主的重要主体,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自治组织日益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成为激发基层民主活力的重要来源,是社区公共事务自治性的重要体现。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民生建设、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等,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物品治理模式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而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理论分析,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自主组织模式和区域联合治理模式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化模式.坦率地讲,多元化的供给模式或者说"多中心"的治理理论应是引导中国未来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农村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善治重要力量

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农民参与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由均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资本日益缺失,农村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注重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强化他治与自治的互动,优化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根本途径。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厘清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不同属性

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概念、范畴及功能作用不同,前者是与集体土地产权相关联的行政村村民的"成员身份自治",是一个封闭性的共同体;后者是社会成员基于个人权利、民主参与所结成的自我治理、自我统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开放性的治理结构体系。对两者做出学理和政策含义的厘清,不仅具有社会治理理论建构意义,更具有社会治理实践发展意义。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闰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刘雅静在《长白学刊》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跨越国家治理的历史困境：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

国家兴衰、治乱循环是国家及其治理面临的历史困境。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双重疏离。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解决国家衰退的根本途径。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使能的、回应性的、包容性的、公共课责性和开放透明的治理。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透过知情的人民、对话的人民、咨商的人民、参与的人民、合产的人民、自治的人民等机制得以实现的。实现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有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场域的发展和社会力的培植、社区导向的治理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