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本观的谱系与新文本观的学理构建

20世纪以来，作为文论核心范畴的文本被赋予了不同内涵：结构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封闭、静态的与主体无关的审美客体；解构主义将文学文本看作开放的、生成流变的和互文性的非物质存在；建构主义将文学文本作为主体生命的呈现符号和意识形态话语交织的空域。可以说，文艺理论中的文本内涵似乎处于钟摆效应中，无论是向内的文本封闭性和文本间性，还是向外的文本主体性和社会文化性，均被不同流派的论者所强调并阐发。新文本主义则抛弃文本和“世界”的二元划分，以“语境文本”范畴统合二者。追溯文本的原初意义可以发现，文本具有的物性和事性在深层维度上都浸透着语境性。文本天生具有语境依赖性，没有超语境的文本存在。文本并不是以自身作为一种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本的互动和关联之中生成的。文本并非对具体语境的描述，它本身就是构成具体语境的要素。以语境文本作为文学理论建构的范畴起点，可以重拾文学理论的审美价值维度、媒介多样性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     

边缘文本的话语力量—“双百方针”前《人民文学》中的另类话语初探

文学期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创办于新中国成立时的《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典型代表。“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主流叙事成为其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形态,但也发表了一批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在当时受到批评的边缘文本。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话语张力、人物心理的话语锋力和爱情主题的话语磁力三个层面,来重新解读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作品,以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历史语境下《人民文学》边缘文本所彰显的话语力量,从中获得启示和意义。     

文学批评的现代走向——从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

文学意义研究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围绕文学意义的研究大致有三种理论范式。第一种研究范式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为代表,它们认为文学的意义内置于文本之中;第二种研究范式以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德国接受理论和解构主义为代表,该范式以"作者—文本—读者"为批评理路,强调读者的解读功能;新历史主义把文学看成历史的组成,强调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权力话语,标志着西方文学批评由"作者—社会—作品—文化—读者"的新的历史转向。三种文学批评研究范式的演进是文学批评从文本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历史转型,这是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地图。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探究

作为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文学翻译是一项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即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有着极为重的影响。本文在从翻译对象选取、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等宏观层面探讨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影响的基础上，以个别文本翻译为例简阐释社会文化对翻译策略、词汇使用等微观方面的具体操纵表现。     

爱伦·坡短篇小说文体层面的解读

19世纪美国小说家艾德加·爱伦·坡生前无人关注,死后却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特别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他的文本获得了多种批评话语的青睐。从文体层面解读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可以发现他不俗的创作实绩和独特的文学风貌。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哥特风格和死亡意识;为表现这种边缘化的主题,爱伦·坡在故事文本中着力营造奇特的意象。诗人身份又赋予爱伦·坡的小说创作一些崭新的特质,诗化小说是爱伦·坡在小说领域所作的独特尝试。     

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生态纬度

生态批评指的就是文学批评家探讨文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兴起于西方社会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的派别与模式。文学生态批评模式研究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叙述话语是如何来缜密思考人类自身的行径与大自然界其它万物之间以及周围世界之间的密切性的隐性关系的,它试图发现在文学文本的叙述之中涉及自然界万物的思想观点对人类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深刻性影响。"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在对文学文本的研究长期处于旧有模式之上时,生态批评无疑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从事着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对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鄂伦春族而言,文学担当着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重任,传承鄂伦春族的民族精神,弘扬人类共同的生态文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鄂伦春族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语境中,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要构建新的鄂伦春族文学批评话语,探索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强化鄂伦春族文学的多元共生,最终达成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对话.     

具象修辞、符号象征与消费文化——1980年以降台湾流行绘本艺术文体解析

作为一个文学和美术结合的艺术种类,台湾绘本文体具有借助图画进行具象表达的文学修辞手段,其文本通过线条、色彩与语言结合的符号系统和技术手段实现了意义象征,其中的配图文字具有超逸于说明文字的文学功能。自1980年以降,当代台湾绘本艺术已成为一种流行娱乐文化,此种台湾绘本文化现象具有消费文化的特征,是消费社会里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及市场运营机制的成功创意范例。     

历史诗学：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文学叙述法

“历史诗学”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具有不同于西方文论之新特质。“历史”在历经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新世纪历史小说演绎后,逐步解决了历史真实与人性真实、题材与方法、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对接问题。小说叙事中力图建构的历史诗学,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的作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观念、文本风格和修辞方式书写社会各个生活层面历史的一种文学叙述法,这种文学叙述法及其建构将跟随小说的发展持续下去。     

消解历史的秩序：20世纪末台湾文学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研究

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后进入了一个文化转型期,彼时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已然松动,新的本土主义论述正在集结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以这个时期的台湾后现代思潮及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尤为关注那些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小说文本,这些文本以语言反省与形式解构为起点,反叛写实主义的美学观,质疑本质主义的历史真实观,不仅挑战前行代的美学主张,也解构逐渐凝聚为新威权话语的本土论述。通过对文本的审美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表征的分析,本文试图指出,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台湾后现代历史叙事文本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统一体的松动非常敏感且及时作出反应的话语,是意识形态统一体松动后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的表征,这些文本以瓦解历史的方式传达出特定的历史意识。     

让沉默发声——记忆研究中的“沉默”及其表征

沉默是记忆研究的核心要素，其意义就在于呈现无法呈现的，使被遮蔽的无声无言之物得以揭示。见证文学中的沉默源自声音的缺席，口述史中的沉默体现了语言的困惑，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静物艺术中的沉默经由形象发声。依据沉默的表征及其与语言（声音）的关系，这三种形态的沉默依次愈益主动并富有建设性，其道德倾向和情感色彩也相应变化。今天的沉默是一种社会建构和文化实践，我们应当在社会语境中研究沉默的集体化及其对记忆研究的作用。     

文学体裁互文性的深层含义

体裁互文性是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体现象。它蕴含着不同世界观和思想的对话,并与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具有密切的联系。文学体裁互文性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体裁变化表面形式的辨别和鉴赏,而应该深入到文学体裁变化的背后,从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揭示互文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含义,从而使我们能够较客观地从语言的特殊使用方式和文学涉及的相关语境因素等方面去阐释作品的文体特征和艺术价值。     

东干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话语重合

解放区文学和东干文学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文学，但如果把它们置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话语重合现象：这两种形态的文学都追求文学的民族化，都重视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并且都注重对“新人”形象的书写和对“新社会”的赞美歌颂。     

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纸质文学文本的声像传播与声像阅读——着眼于电视的文学考察

受电子传媒的影响,文学日益媒介化和声像化。纸质文学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通过符合声像规律的文本编码,将单一的文字文本转化为多媒体声像文本,借助电视媒介进行声像传播,涵养着新的文学阅读习惯。以电视为媒介的纸质文学文本的声像传播与声像阅读,使传播者与受传者及各角色之间实现了不同传播类型的结合,是对文学生存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的革新创造,是对文学外在形式、审美习惯、价值功能的拆解重构,而这又最终影响着文学的精神内核和存在本质。     

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流派纵论

文学文本理论是在语言论转向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学理论观念,它强调文本自身的自律性和意义解读的多种可能性,立足文本语言、结构本身特征研究文学。陌生化的语言客体、有机语言统一体、封闭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的颠覆与重构和意识形态生产客体是西方20世纪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的文本理论派别,它们构成了文学文本理论的主体并指引着发展方向。     

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转型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理论话语转型。这一转型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或语言事件,它所关涉的是整个时代格局、知识体系的变化,甚至是文学观念的转变。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理论话语转型研究,对于廓清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时期我国女性文学的艺术变革与理性审视

新时期我国女性文学在艺术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女性作家主体意识中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叙述话语的转变、小说和散文的文体变革。现实精神始终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 ,现代意识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品格 ,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和叙述话语则由欧化倾向和理性色彩向感性化、叙述化转变 ,女性文学在文体上由模式型、传统型向实验性、多样性转变。     

当前文学的全球民族性问题

全球化并不是简单地指全球一体化 ,而是至少涉及全球一体化、世界体系论和社会转型论等三种内涵 ,因而需要纠正片面误解。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文学民族性 ,首先需要看到其想象内涵 ,进而需要理解其与传统民族性概念不同的全球民族性特质。过去相信存在纯粹民族性形态 ,而现在谈全球民族性就必然涉及处于全球化复杂因素渗透中的被建构或想象的文学民族性 ,包括文学产业、媒体、消费、语言、文体、形象、理论与批评等层面的全球民族性。处于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中的文学的全球民族性呈现出五种景观 :种群景观、媒体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认真追究全球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复杂的悖论性共生境遇 ,这有助于在当前中国文学民族性问题上消除成见而产生通盘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