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辩证个人观

马克思主义一度被指责以"类"取代"个人",只讲总体,忽视个体。持这种观点的或不熟悉马克思的文本,人云亦云,或不理解马克思视阈中的"个人",不清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将立足辩证法,从三组基本关系出发深入分析马克思的个人观,即个人与劳动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强调个人的物质现实基础、社会性及其与他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马克思视阈中的个人是历史生成的,由一系列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个人,而非一般思辨哲学中可抽象的、单一的个人。     

现代中国修辞哲学论略

修辞哲学从哲学层面看,主要研究修辞行为与修辞所依托的语言之意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修辞学层面看,修辞哲学主要偏重于研究修辞的实际使用。文章认为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主要表现在：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分野、显性与潜性理论、零度和偏离理论三个大的方面。这三方面都是二元论辩证法与一元论形而上学观的较量,体现了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特点。     

浅谈法律语言中的模糊修辞运用

模糊修辞是汉语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法律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准确、严谨 ,而在法律语言中模糊修辞的使用也大量存在。本文试图对模糊修辞在法律语言中的运用及效果进行初步探讨     

认知先于修辞: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核心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演化过程中,有一个迄今尚未得到清楚认识的原则性转向,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知先于修辞"的原则向后世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先于认知"的原则的转向.依照前一条原则,理论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揭露真相、发现真理,其间,修辞服从认知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理论就是科学,反之则是意识形态.可依照后一条原则,对理论来说,为谁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是首要的事情,至于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反倒是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认知必须服从修辞的需要;据此,一切理论都是意识形态.这一转向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修辞学转向",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转向.     

论言辞性法律修辞在法官判决书中的运用场域

法官在判决书中对于法律的适用和法律事实的认定,需要运用言辞性的法律修辞进行法律论证和叙事：一方面,结合具体的案情语境,对抽象法律原则加以准确的解释,对模糊的法律概念加以释明,对僵化的法律规则加以弥补;另一方面,将社会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抽象出的事实之下,借助说服因素所带来的情感认同、经验认同、法律认同。这在法律规范相对僵化、不确定,法律原则具有概括性,事实具有言辞依赖性的场域下,对于增强法律论辩和判决语言的说服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公关传播中的修辞作用与方式

公关传播需要语言作为物质载体,而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法、技巧以及调整语言的活动。公关传播中常用的修辞方法是:添加冗余信息;凸显主要信息等。公关传播中最大信息量的追求也需要修辞,其修辞方式主要有:巧妙暗示;隐喻类比等。公关传播中感情的联络更需要修辞,其修辞方法或效果是:诙谐幽默;委婉含蓄等等。     

辩证认识进程中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践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已经进入致力于把握其系统规律性的阶段,并且体现着辩证认识进程中对立统一规律阶段与系统规律阶段之间的一般递进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在现阶段的认识与实践中,要更自觉地遵循辩证法系统规律,运用好科学发展观。     

论立法语言模糊修辞的功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考察对象

明确性是立法语言的基本特征,立法语言体现出准确、简约、庄重的特性是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明确性的背后却隐藏着法律模糊修辞的必然性。绝对的明确导致法律规范的滞后与僵化,模糊修辞的灵活性、协调性决定了它是消除立法语言过于明确带来弊病的必然选择。刑法在罪行法定原则的思想指导下明确性成为其语言的最重要特征,其也因此被成为最精确的法律科学,但是在以明确性作为立法目标的同时也要注意刑法规范模糊性的功能。作为立法语言的一种修辞方法,模糊修辞是服务于立法语言的,同时又作用于立法语言,一方面说服制定法的接受者服从法律,另一方面协调法律规范与其所调整的事实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协调法律权威与共识之间的冲突。     

修辞应追求消极与积极的平衡

针对修辞学界普遍“重积极”的现象,从消极修辞的客观存在、消极修辞的学科地位、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消极修辞的语法作用等方面来说明消极修辞是修辞理论中必不可少的一类,修辞的研究应力求达到积极与消极的平衡。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一样有自己的学科地位,重申它与积极修辞及语法逻辑的关系。消极修辞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积极修辞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古今语言观

人类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原始语言崇拜、语言工具论、语言本体论三个阶段。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展开,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被语言本体论的观念所取代。语言本体论强调语言的二重性,强调语言对人的思维、认识的局限性;强调语言与人的本质和文化本质的特殊关联性;强调语言对人类生活的本体性意义,使西方现代哲学呈现“语言学转向”,更新了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念。     

广告语翻译中的语法和修辞作用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意义.广告语的翻译不同于其它应用文体的翻译,它既要传达意义,又要语言生动;既要注重内容,又要注重形式;这就需要多种方法和手段的融合.在广告语翻译的诸多因素中,语法和修辞的作用非常重要,必不可少.     

历史的辩证的统一:文化发展创新的五大关系

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就要历史地、辩证地处理和把握好文化继承与创新、文化普及与提升、文化衰落与复兴、主流文化与多样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辩证特色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有着鲜明的辩证法特色。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的关系 ,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 ,充分体现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根本矛盾与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辩证法思想 ;提出反腐败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系统性的工作 ,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 ,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适度性、系统性、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理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科学严谨的反腐败理论体系     

红色经典小说人物建构的修辞策略及其反思

红色经典小说在人物塑形上主要采用了身体修辞、阶级修辞和伦理修辞三大策略,三大策略由表及里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建构。在红色经典小说中,人物身体不再是"私人化的存在",而联系着国家、革命、民族理想等宏大叙事,人物都各自按照自己的"阶级本性"行事,其阶级性关联着革命性,暗含着遗传性,不同政治身份的人物在道德品质上亦有着高尚与卑下的分野。三大人物修辞策略的运用使得红色经典小说形成带有一定凝固性特征的人物塑形模式,构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叙事成规和审美共识,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所特有的美学理想与时代精神,也必然造成文学表现的政治化和人物形象构建的偏执化。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变革与修辞策略

作为一种构建公共生活的话语实践,社会科学的修辞具有寻求共识、探究真理和权力批判三重作用。充分开掘并积极利用社会科学的修辞策略,从而实现社会认同,并探寻新的更具合理性的社会权力关系,是使社会科学走向“实践智慧”的可能之路。     

论修辞艺术在广告标语中的经济价值

随着经济建设的日益繁荣,修辞艺术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修辞是广告标语创作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广告标语商业目的重要手段。修辞在广告标语的经济价值高低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修辞策略在广告标语中实现的实际效用;二是修辞接受者从中获得的满足程度。因此,从语言经济学视角,运用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从广告标语修辞主体(即企业、广告商)和受众(即消费者)两方面来分析修辞在广告标语中的经济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能为广告标语的创作提供借鉴,同时也为修辞学的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辩证及其本体论构建

"异化劳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种种弊端,进而阐述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理想。作为马克思思想"断裂"时期最为重要的概念,"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包含"四个规定",四个规定的前三个规定属于人与自身的异化,后一个规定属于人与人的异化,这一辩证关系预示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显性"和"隐性"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在诸多研究者眼中被看作是一种"aporia",但这并非"aporia",而是"异化劳动"理论的局限性所在,需予以留存与摒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常态"中,重温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辩证及其人本思想,有益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和批判"异化劳动"现象,这对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异化劳动"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     

禅宗公案话语的修辞分析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一支,以顿悟为特色,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所谓“公案”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是禅师为指点学人,在言语或动作上作出的一种指示。禅宗公案表面看来扑朔迷离、荒诞不稽,充斥着矛盾与悖论,实际上正是这种对常理和规范的“破坏”和“偏离”,才有着一种“神妙”的境界。本文试图从修辞角度分析其荒诞表征下的合理性:“反常”的语言形式正是禅宗“反常”的思维模式的镜象描摹,禅宗通过这种“反常”有效地传达了禅宗“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