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视阈中的大众传媒与执政党

大众传媒作为连接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平台,已日益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蓬勃兴起的传媒舆论力量和信息传播活动成为政党执政的重要社会资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发挥大众传媒在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中的作用。当今网络传媒与公众的日趋结合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大众传媒的广泛渗透,特别是网络舆论的勃兴和公众力量的彰显,对政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给党的执政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     

地方治理转型视域中的西方国家执政党治理经验研究

伴随着西方国家地方治理改革的兴起,政党政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逻辑和实践经验等成为政党研究的重要内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及其权力运行规则决定了西方国家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作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一的特点,它们主要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成为执政党之后通过影响各层级的议会活动推行其理念与政策,在地方治理改革的过程、关系、网络中发挥领导、协调、统合作用。西方国家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实践表明,通过提高政党的适应性、强化政党的社会功能、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执政党可以更好地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维护政党的利益,提升地方治理的效能。     

传媒变革与执政党建设

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在当今经济体制和社     

执政党伦理建设的主体性保障

执政党应该具有忠诚、廉洁、守法、理性等基本伦理精神,这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充分发挥的内在保障。从培育党员道德,将党员基本伦理精神制度化,形成积极的道德文化,以及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加强执政党党员个体道德建设,为执政党伦理建设提供主体性保障,是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的重要维度。     

论执政党尊严

尊严乃执政党的生存荣耀,若尊严不在,则党亦名存实亡。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历史,形成了举世公认的执政党尊严。现实信仰缺失,腐败重生,实际降低了群众的信任度,长此下去必然危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必然显著提升执政党尊严及执政威望,一如既往地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论和谐社会与执政党法治理念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对五十多年党执政的主要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也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特别是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中,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探讨执政的理念和执政的规律。     

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论民主党派监督与中国执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我国政党体制内的政治监督,在监督内容、监督形式和监督渠道等方面的功能,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的补充。民主党派监督在新时期中国执政党建设中,特别是在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略和健全党的执政体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三个理论维度

本文针对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在理论维度的层面,以实证的角度,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地基础上,层递性地提出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三个维度,即前提性维度、合理性维度和合法性维度,具体包括科学的意识形态前提,执政党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和意识形态认同。     

试论统一战线与执政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与执政党的建设之互动关系表现在:执政党的坚强领导,可以促进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理论水平、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增强信心和凝聚力,从而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以深远的影响;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有利于执政党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执政党广大党员认识“党的领导”的内涵、实质,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执政党思想和作风建设,不断深化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     

嵌入式整合:执政党引导乡村社会自治良性发展的整合机制分析

从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来看,政党因素作用于国家、社会领域的作用机制是嵌入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新一轮的社会自治拉开了序幕,当前乡村社会的自治在发展中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执政党有效引导乡村社会自治的良性发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和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建构法治化的嵌入整合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嵌入机制的构建需要理念嵌入、法治化的机制嵌入、现有的基层组织嵌入等环节的相互配合。     

"好公民":和谐社会执政党建设的伦理政治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法治既是思想实验,也是制度践履。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社会基础是全体成员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思想层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是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现代道德观念的形成。把"好公民"概念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伦理政治基础,旨在通过使每个党员对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和法治社会合格的"公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认知与定位,来引领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因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不仅写在党章上,更主要是通过在各个权力岗位上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具体行为展现出来。     

论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

文章从立体的多维视角 ,对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认为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 ,可概括为由“一个目标、两项课题、三大优势、七重保证”四大要件构成的“1237体系”。     

论邓小平执政党思想的建设性特征

邓小平执政党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建设性特征:执政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执政党围绕经济建设进行自身建设,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胜任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     

执政党危险之最论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前,党内腐败对党群关系危害最深,人民群众最痛恨。只有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决清除腐败,党才能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论党的领导与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与政党紧密相联系。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的政治制度具有优势,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多元发展带来党的执政环境的巨大变化,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党的领导方式科学化是完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完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必须大力培育社会力量,社会层面的力量强弱决定着社会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     

论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法律意识的变迁

人民民主的法制观在内涵、理念等方面都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法治观。中国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法律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由人民民主法制观转变为社会主义法制观,然后又由社会主义法制观转变为社会主义法治观。     

论新世纪执政党法治意识的内涵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承受更严峻的考验.共产党人首先在思想意识上要有充分的准备.本文以"三个代表"的精神为指导,指出新时期执政党的法治意识不能仅停留在对"依法治国"的认识上,它包含着更具体的内容.     

论新时期执政党利益整合能力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阶层利益诉求、社会矛盾、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整合利益需求、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矛盾,是当前党执政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现代传媒技术、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党的利益整合能力产生了极大挑战。因此,需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利益整合能力建设,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合作治理进程中执政党价值探析

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执政党具有高度的政党权威,推动政府树立合作理念并推进公共治理改革,为推进合作治理进程提供动力支持;执政党嵌入性特征,可以发挥执政党组织的聚合与协调作用,构成一种包含执政党在场的促进性治理,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孵化机制;基于"构成主义"的建构路径,执政党融入到政策网络中,可以提升政策网络的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政策的变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