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问短答

该上访，还是申诉？ 赵问：一件购销合同纠纷，一审判我胜诉，二审判我败诉。父亲叫我到北京上访，哥哥叫我到市高级法院申诉。我该听谁的？     

钟情中医的台湾女孩

“呀，采访就直接到我家里来嘛，这样你还可以尝尝我做的台湾菜。”这句网络留言，让我在采访前，就体会到陈香陵的直爽好客。 从台湾到北京 梳着娃娃头的香陵一边像迎接老朋友一样自然地招呼我进门，一边为我送上了一杯香醇的咖啡。“尝尝看，这是我妈妈自己种的咖啡，我家乡的特产，是用中药培育的绿色食品喔!”     

笔耕的快乐

师范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郊区中学任教。大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是班里五个优秀生之一，而且我还是学校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论成绩，论品德，哪一点都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就要到这么落后的学校来，而那些有家庭背景的同学，纷纷走进了各大机关，难道就因为我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好爸爸吗？想到这些，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     

快乐的夏令营

在这短短的四天里，我玩得很高兴。我很庆幸我能够参加夏令营，和北航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学习、玩耍。在这四天里，我们从陌生到熟悉到感情深厚再到难分难舍。今天他们就要走了，我真的很舍不得。虽然我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再多留几天。这一别，不知多久才能够相遇。     

法律信箱：私自录音的证据能胜诉吗？

编辑同志：我与妻子1999年结婚后一起到北京打工。2001年由于我妻子怀孕，她一人回到河北老家，我自己留在北京打工。直到2003年，我从来京打工的同乡那里得知，我妻子另有新欢并与其同居。听到这个消息，我气愤极了，后来我通过我的朋友，录下了我妻子与他人同居的证据。请问：我如果拿着这份证据到法院起诉离婚，我能胜诉吗？法院将如何判决？     

我当知青时的民办教师经历

1974年底，我中学毕业后和哥哥一起随省文教系统下乡到曲阜县时庄公社立新大队，开始了我为期两年的知青生活。下乡后的第一年，我同其他知青一起在生产队的果园劳动；第二年（1975年的下半年）我便被安排到邻村的黄村学校干起了民办教师。到了1976年10月后，由于我被招工到山东徂阳化工厂，从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非常喜爱的民办教师...     

“勤”到深处情更浓

2007年，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江苏省东海县委统战部工作。 4年来，我逐渐适应了由一个中学教师到机关公务员的角色转变。从最初对统战工作的一无所知到如今工作上的轻车熟路，我深深地感受到：“勤”到深处情更浓。     

从县长 到部长

弹指一挥间，我由副县长改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长不觉已1年有余。作为长期主抓工、交、电的政府副县长，处理的都是一些实在具体的行政业务，经验的积累使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转任到自己比较陌生的统战领域，自己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实现从务实到务虚的转变。然而一年来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的这一考虑是多余的，从县长到部长，工作性质不是从务实到务虚的转变而是从务实到务实的过渡。     

如何疏解不满情绪

民警来信：我是一名八警不到一年的民警，当初由于公务员考试的成绩不理想，被分配到比较偏远的派出所。由于派出所远离城市，我又人生地不熟，一直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在学校时我是学侦查的，到派出所后领导分配我做户籍管理工作，我心里非常不情愿，但由于刚到这里，为了不给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就违心地承担下来。     

想喝

夜一点半，我睡不着。老公临时出差到旧金山去了，小孩到阿嬷家住几日，我突然间变得轻松无比。该可以大睡几日，彻底休息，我却莫名其妙失眠。起床喝水，眼光落在餐桌上的两瓶红葡萄酒间，流连了几分钟。不行，我不可以打开来喝。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记上海力国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达

王国达1959年出生在台湾，1989年开始到大陆寻找商机。1992年底他在上海七宝镇开创力国针织有限公司，从事袜子生产，至今已15个年头。“我的祖先从大陆移居到台湾已经是第8代了。1992年我从台湾移居到七宝镇，从我算起我是第一代……”回忆这段经历，王国达无限感慨。     

风云四明山——原浙江省委书记薛驹回忆解放前后在四明山的岁月

初到四明山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苏中地区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组织上要调我回上海工作，开展民主和平运动。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苏中、淮安、鲁南战役中，几次战役都很激烈。当时我就向领导要求到敌后根据地、解放区工作。开始时领导未同意。后来，中央已有指示，要派干部到江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江南革命根据地。沙文汉、林枫同志通知我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     

风雨七十年——本刊创办人周克同志回忆录（节选十一）

解放思想，倡导领导科学 我平反后不久，肖鸣同志就调离了研究所，到广东工作去了。肖鸣走后，市委找我谈话，安排我担任市科委副主任。1979年的上海科研系统正处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潮中。干部的思想虽比过去大为活跃，但仍存在着不少混乱和争论。我到科委工作后，立即投入了这场从理论到观念上分清是非的讨论。     

超市让消费者自己取发票合理吗

我是江苏的消费者，不久前，我在某超市购买了一台冰箱，付清全款后，我要求超市开发票，他们说发票由送货公司送货时一并送到。可送货公司到我家送货，我索要发票时，送货公司却说他们只负责送货，没有拿到超市的发票。我只好再打电话到超市，要求他们把发票送到我家。     

机关工勤人员有人管吗

小保：我干2002年到某税务局做一名勤杂人员，负责文书整理、打印事务，一直工作到现在。税务局未与我签任何用工合同，只是每月按时给我发一笔工资，无其他福利，也从没给我缴纳过任何社会保险费。最近，我因患病不能正常工作，税务局就把我辞退了。我这事有人敢管吗？     

中华伦理道德救了我全家——一个企业家的忏悔

今天我来这里，主要是向大家做一个忏悔。我是今年二月十五号开始接触、读诵《弟子规》，到今天是七十八天。我今天到这里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深刻的忏悔，忏悔我自己的多少年的过错。     

感受“天下黄埔是一家”

去年，我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收集“抗战墙”资料。当时，素昧平生的黄埔老人张瑜亲自到车站接我，又陪同我一道顶着八月的骄阳前往和平广场查找，给了我很大帮助。面对这位和蔼可亲的八旬老人，我试图拼凑话语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时，老人一句“天下黄埔是一家”，瞬间让我感到所有的语言都显多余，除了感动，竞一时无语。     

在国知最后的日子里

记得是2003年6月9号的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开门，看见弟弟国知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在家里睡了3天，到乡医院打了几瓶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是要我到城里来做检查。”第二天一早，我陪他到县医院做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     

摒弃弱国心态还有长路要走

从1994年到2003年，我先后在欧洲当了9年大使，先在荷兰，后在日内瓦，最后到了法国。9年中，我接触了国内到访的许多代表团。在与他们的接触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在同一些人的接触当中，也发觉了一些问题。     

“故乡常在我梦萦”——访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吴东权先生

“亲不亲，故乡人。我几十年在台湾，做梦都是故乡的一树一木、一丘一壑的熟悉环境。我到美国看望女儿，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就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4月 19日，回故乡莆田省亲的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吴东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吴教授老家在莆田县西天尾镇东星村， 1946年在家乡项青中学初中毕业，即随表兄到台湾谋生。当记者问他初中文化怎么当上教授的？吴教授感叹地说：“离开父母，才知父母的恩情。我 17岁到台湾，假如自己稍不努力，就一事无成。我先在财政部门当雇员，抄抄写写，什么都干，看到别人文化比我高，我就发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