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的内外政策走向

2007年12月19日，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当选为韩国第十七届总统，韩国大多数国民希望他能够扭转目前的经济形势。今后李明博政府的政策核心将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李明博政府还需缓和“南-南冲突”，促进韩国社会的团结。此外，李明博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是巩固和发展韩美同盟关系，以韩美同盟关系为轴心发展与中、日、俄、朝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论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

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推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主要包括以服务于"先进化国家"为宗旨,强化韩美同盟关系、开启对日关系"新思维"、调整对朝政策、奉行有限度的"平衡"外交、积极开展对华经贸关系、对俄能源外交以及全球外交等.实用主义外交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等多种因素考虑的结果.实用主义外交面临着美韩同盟利益与韩国民族利益的冲突、韩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朝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明博政绩认可度等挑战,其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评21世纪的韩美关系

韩关关系是韩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政策的支柱。韩关同盟关系已经渗透到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于韩国来说，这种同盟关系几乎成为韩国须臾不可缺少的屏障和后盾。但自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执政以来，围绕驻韩美军的地位与作用、战时作战指挥权，以及韩朝关系、对于朝鲜核问题的政策等，韩美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和分歧，致使韩美同盟出现裂痕。本文深入分析了韩美关系中产生矛盾和分歧的原因、影响及发展趋势，并对韩关同盟的未来作_出展望。     

“实用主义”的异化: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困境的根源

"实用主义"是一种从现实出发,在尊重可行性的基础上,以行动效果作为衡量标准的思维方式。李明博政府在韩国执政以来,试图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调整其对朝政策。然而,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却因为坚持"零和博弈"的利益观、"消极被动"的合作观、"僵硬对抗"的安全观而走向"实用主义"的反面,进而使其对朝政策陷入困境之中。"实用主义"理念的异化是造成李明博对朝政策困境的根源。     

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

近年来,韩国外交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通过对60余年来韩国外交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政权存续为主要目标的安保外交时期,这种困境是不存在的;而进入冷战后的统一外交时期之后,韩国在包括对美外交与对朝外交、和平外交与统一外交、同盟外交与均衡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原则上在全社会(包括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从而使韩国的对外政策在近年来表现出随着政府的换届而不断摇摆、缺乏稳定性的特征,整体反映出韩国在处理朝韩关系及统一问题上的不自信。韩国只有在这些重大的外交原则问题上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才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进一步推进统一外交的进程。     

韩国部署“萨德”的政策演变

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在部署"萨德"问题上的政策均经历了摇摆的过程,后来都倾向同意部署,主要受美、朝、国内政治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为确保对中俄战略优势地位而刻意强力推动,二是朝鲜加快核导开发步伐及朝韩关系日益紧张,三是韩国民众视安全问题高于一切且保守势力积极推动。韩国"萨德"政策的变化,反映出其外交政策从试图在美国和中俄之间保持平衡向依赖韩美同盟倾斜。由于美韩将"萨德"与朝核问题挂钩,撤销部署的难度很大。"萨德"部署牵动地区国家关系演变,给朝核问题解决、南北关系走向以及半岛和平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李明博执政后的朝韩关系走势

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后，放弃了金大中和卢武铉对朝实行的怀柔政策，转而奉行强硬的实用主义对朝政策。朝韩关系骤然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朝韩关系虽然在短期内进入冰冻期，但从长远来看，朝韩终究会走向缓和，并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平等互利关系。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

韩国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深受日本安倍政府的影响,其主要目的在于拉拢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域内的国家共同围堵中国。由于这个反华企图,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等,导致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所以特朗普任内很难落实"印太战略"。在此认知和判断下,2017年5月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开始明确拒绝支持"印太战略"。随着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相关报告的出台,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意志日益强烈,要求韩国参加"印太战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韩国越来越需要美国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和调解韩日矛盾,再加上中韩关系逐渐恢复,所以韩国最终决定用其"新南方政策""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一再强调,此举不是"加入印太战略",而是以东盟为中心,仅围绕经济、治理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理念和扮演"桥梁国家"角色的愿望。今后韩国如何进一步回应美国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未来韩国政权的性质、拜登政府推动"印太战略"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等。但无论未来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韩国都会认识到中国和中韩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会一边倒地完全参与到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中去,而是有选择地支持与合作。     

俄罗斯总统大选及今后4年的内外政策走向

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大选中,现任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获胜,普京的支持是梅德韦杰夫获胜的重要原因。新一届政府继续推行普京路线,但是在政治体制上将会出现事实上的调整。在对外关系中将继续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开展多极化的务实外交;在经济上,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     

“同心圆”政策与哈中关系

独立时间不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复杂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其对外政策要考虑到主权、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联系诸多因素。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等安全要求，然后是国家经济等发展问题。针对自身的内外条件，哈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理论、方针和原则。其对外政策实践勾勒出一个“同心圆”轨迹，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哈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两国共同致力于构筑面向２１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Gender Equality and State Aggression: The Impact of Domestic Gender Equality on State First Use of Force

I examine the role of domestic gender equality in predicting whether or not a state is more aggressiv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is research adds to a growing body of feminist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stat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gender equality exhibit lower levels of violence dur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nd dur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Many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a domestic environment of inequality and violence results in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state use of violence internationally. This argument is most fully developed within feminist literature; howev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thno-nationalism has also highligh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omestic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on state behavior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Using the MID data set and new data on first use of force, I test,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whether stat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gender equality are less likely to be aggressive when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ontrolling for other possible causes of state use of force. Beyond this project'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flict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expands feminist theory by further incorporating it into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domestic gender equality on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