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执法与人权保障关系论

人权是警察执法的现实保护对象;保障人权是警察执法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是警察执法工作的助推剂。     

论警察讯问话语及其讯问权的限制——以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为视角

警察讯问作为侦查行为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所以各国都对讯问程序设置了一系列规则,包括讯问时间、地点、方式和讯问权的适当限制等等.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基于此,拟从法律语言中的警察讯问话语角度出发,以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为视角,深入探讨警察讯问权的合理限制对保障人权的重要性.     

浅谈比例原则在警察行政执法中的适用——从“雷洋案”说起

我国警察行政执法注重效率、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状与法治社会要求的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相去甚远。文章通过对比例原则以及我国警察行政执法现状的研究,提出把比例原则定位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将其作为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具体可操作的一般法律原则,用来限制警察权以保障人权,并试图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探寻让警察行政执法回归比例原则的可行路径。     

关于警察执法理念转型的思考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变革,原有的执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有的传统警察执法理念中的不良倾向导致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最终催生了现代警察执法理念。现代警察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以提高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为重点。要实现现代警察执法理念,必须将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切实加强人民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同时加强人性化执法的正确实施。     

宪政背景下警察权力的限度

宪政国家背景下，警察权力的限度即充分保障人权、遵循比例原则，同时加强警察违法责任追究机制，目的在于形成警察和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警察执法的高效化和人性化。     

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的刑法学思考

陷害教唆和警察圈套不仅是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实践中更是存在较多争议。陷害教唆的含义必须从“教唆”和“陷害”两方面来重新界定其内涵和基本要件,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陷害教唆犯的可罚性问题进行考察。同时,由于警察圈套行为和教唆行为的紧密联系,在具体适用时,为达到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功能的和谐统一,要对警察圈套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标准和具体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英国的授权持枪警察制度

英国为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需要,建立了授权持枪警察制度。该制度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全面的培训和常规的认证管理,提高授权持枪警察的专业素质;同时,立法和警察政策明确规定了配发、使用枪支的条件和授权控制制度,有效地防范警察枪支使用权的滥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治安管理职能的整合

治安管理职能是警察的重要职能,在我国,由于过去诸多方面的原因,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一方面扩大了行政处罚的范围,强化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规范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行为,力求建立程序上的保证。二者的结合是对警察治安管理职能的有效整合,使警察的治安管理活动更能实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的刑法学思考

陷害教唆和警察圈套不仅是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在实践中更是一个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陷害教唆必须从“教唆”和“陷害”两方面来界定其内涵和基本要件,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陷害教唆犯的可罚性问题进行考察。同时,由于警察圈套行为和教唆行为的紧密联系,在具体适用时,为达到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功能的两者和谐统一,要对警察圈套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标准和具体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     

论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完善--以妇女人权公约为尺度的考察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对妇女基本人权的侵犯,随着家庭暴力问题的日益突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越来越关注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发展与完善.以妇女人权公约为尺度进行考察,我国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警察机构的职能、对婚内强奸进行明文规定、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以及在法院开设家庭暴力专庭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基本人权.     

对影响民警警察权与人权意识的相关因素的探讨

民警警察权与人权意识的形成,不仅依赖于这一职业群体对警察权与人权的知识和基本原理的认识程度、对警察权功能的认识、对人权状况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等,正确意识的形成还深受来自生活环境、职业环境、职业素质等多种相关因素的深刻影响,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民警这一职业群体正确的警察权与人权意识培养的途径。     

联合国下的国际人权机制

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和制度建构,在宏观层面上,已经搭建起一个相当完备的国际人权保障机制;在基本的战争外部环境上,阻止对人权的大范围侵犯;在制度建设上,促成大量人权条约的签订并辅之以落实机关;在指导原则上,在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之上适度引进人道主义干涉;在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上,于危机中探索前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实践与法理新探

履约审议机制,是指缔约国会议为了对公约的实施运行情况加以监督和评估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使各缔约国遵守公约义务、实现公约目的的机制。履约审议机制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对象的特定性、过程的灵活性、机制的强制性和结果的非惩罚性之"四性"。履约审议机制的实施过程,主要关涉政府专家的指定与培训、被审议国与审议国的抽签选定、国别审议、补充审查与激励机制等内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率先建立"履约审议机制",是国际公约实践活动中的一次创新尝试,具有特别的国际法和人权法治意义,对于我国反腐法治建设大局也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安民警警察权与人权意识调查

警察权应该在有效、有限的范围内依法行使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警察权与公民权密不可分,警察权的行使离不开公民权,公民权的实现又离不开警察权的保障,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但是,目前对我国人民警察的警察权与人权意识还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通过选择某一地区公安民警范围,组织关于警察权与人权意识的问卷调查,一方面尝试通过对一个局部地区的定量分析,为研究公安民警警察权与人权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另一方面也较为准确地评价现行的公安教育以及重人权保护教育的效果,并为提出改进、完善的建议提供客观依据。     

农村公安派出所推进社区警务工作的困惑与出路

随着第四次修宪的完成,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了人权保障的理念。而作为人权重要组成部分的知情权也随之深入民心。作为公安机关,重提警务公开尤其重要。但目前的警务公开由于理论依据尚不成熟,导致实践中没有相关的制度或措施保证,出现了警务公开表面化的现象,成为警务公开活动的发展“瓶颈”。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提出警务公开行为不是公安机关的单方垄断,警察个体行为的代理失灵与公众监督的机会主义倾向的互动博弈才是警务公开困境存在的核心问题。因此,深化警务公开应加强信息透明和信息公开制度。     

论警务活动中的人权保障——以哲学为视角的思考

警务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是确定不移的。但是如何理解人权保障含义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和认识,从而导致警务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偏差。从哲学视觉匡正警务活动人权保障的内涵及价值,提出了警务活动人权保障是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它强调的是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对立,而不是与惩罚犯罪的配合和统一,被追诉人因此居于可以与国家抗衡的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它全面体现了警务活动人权保障的价值。程序正义是人权保障的前提。     

论服刑人员的法定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涉及服刑人员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促成了服刑人员权利的国际保护,也推动和督促了各国在其国内法中对服刑人员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确认并保障服刑人员依法享有权利,已是现代各国刑罚制度共同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新中国监狱十分重视对服刑人员的人格和尊严的保护,已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服刑人员权利保护制度。监狱法律制度对女犯、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和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等某些特殊服刑人员群体都规定了特殊的权利保护内容。     

冲之鸟礁法律地位的国际法思考

日本认定冲之鸟礁的法律地位是“岛屿”，多年来一直企图将冲之鸟礁“岛屿化”，从而获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冲之鸟礁作为岩礁的法律地位是不应当有争议的。因此，冲之鸟礁不具备岛屿的社会属性，对冲之鸟礁的人工添附也不能改变其作为岩礁的法律地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和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侦查程序在程序保障与司法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追求真实与司法成本等方面都暴露出诸多问题,重新审视和改革势在必行。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未来的侦查改革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改革侦查程序,推进侦查法治化,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侦查程序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包括合理约束侦查权,又必须有效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