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法对罗马法之法律人格理论的反思——兼评“无财产即无人格”

法律人格是表示法律主体资格的概念。在罗马法上人格有诸多的构成要素。在近现代民法中,是以权利能力来指代法律主体资格的。两者虽在此功能上是相同的,但建立的基础却不同。人格与身份相联系,而权利能力与平等相联系。在采用权利能力的用语指代法律主体资格后,如何确保法律主体的主体性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一个涉及目的与工具关系的问题。     

再论“无财产即无人格”

自然人人格不仅是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 ,且其本身即由宪法和法律直接赋予的各种实体权利所构成 (不仅包括各种基本的政治性权利和伦理性权利亦即人格权 ,而且包括广义上的财产 )。财产 (广义 )是人格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其展示的是人的物质生存状态。民法所保护的财产都是为人所支配的物 ,对财产的保护就是对人的保护。在我国 ,“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理论的提出 ,为中国民法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将保护个人财产的意义提升至保护人格尊严的高度 ,是使穷汉真正具有人格的唯一出路。     

人格与财产的关系——兼论法国民法的“总体财产”理论

罗马法以财产和地域为基础的身份人格,人的伦理价值被排斥于人格的构成之外,罗马法上的“财产”之享有,乃是“人格”享有之标志。在古典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的理性与价值得以在实在法中成为人格的基础,财产要素在人格基础上被摒除。较之于法国民法总体财产的“财产能力”或者“财产权利能力”本质而未能扬弃强烈的人格的伦理性,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彻底张扬了人格的权利载体意义,并且为民法的发展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从而可以说,财产、伦理要素从人格中不断剥离正是人格平等的历史进程。那种将财产作为人格要素的认识,乃是以否定人格平等的近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作为代价的。     

罗马法中人格与现代民法权利能力的辨析

罗马法中人格作为确认人身份和地位的制度,与现代民法中权利能力制度的内涵和实质不尽相同。本文着重从思想基础、构成要素、主体范围、性质、继承与变更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以期对人格制度的理解有所裨益。     

人格在民法上的意义——对人格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与反思

本文从法学意义上的“人格”的涵义出发,通过对宪法上的人格、人格权意义上的人格、以及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人格的分析,得出人格在民法上的涵义仅指民事主体资格,也就是现代民法上的权利能力。进而又进一步分析了权利能力在二元主体结构下产生的问题,并且由此引出了对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一些反思和总结。     

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

与权利主体、权利能力、人格利益等概念不同,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在形式上是法律逻辑结构的必然产物,在实质上是法律对人的基本看法的表达。近代民法对自然人平等自由人格的确认,表现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因此,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立法体系编撰我国民法典时,应当克服其轻视“人法”的缺隐,明确规定自然人法律人格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     

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自然人人格是由宪法赋予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 ,不同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权利能力。人格权为自然人获得法律强制力保障的一般法律地位从权利角度进行的表达 ,自然人直接依据宪法生而有之 ,并非由民法赋予。人格权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私权化 ,系由民法形式逻辑结构需要以及团体人格的塑造等原因引起 ,反映了一种狭隘的民法实证主义观念。人格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一般人格权的创制 ,导致私权化的人格权向宪法权利的回归。团体人格是对自然人人格在民事主体资格意义上的模仿 ,法人不享有人格权。     

论德国民法中的人、人格与人格权——兼论我国民法典的应然立场

德国民法对人与人格权的处理方式是与其人格理论立场的坚持密不可分的。德国民法中的人被缩限为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权利能力则成为了“人为人”的实证法表达,从而实现了对人格的某个方面功能的替代。而德国民法中的人格权尚未被权利化,立法对人格利益列举式的规定必然蕴含着开放式的突破,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不可避免。我国民事立法应在鉴别的基础上,既有延续,又有创新与突破。     

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

随着德国民法典第 90a条的修正 ,“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对法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另有环境伦理学有关动物成为权利主体主张的提出 ,似乎动物取得人格权 ,成为权利主体的现实就在面前。但环境伦理学的主张并不能等同于法律学的主张 ,法律人格无法扩张至动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民法典的修正主旨并不是赋予动物以法律人格。不过对动物的法律保护必须加强 ,在民法中应当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物来对待 ,在法律规则的适用上有别于普通物。     

论法律人格的内涵

法律人格的内涵经由了从不平等到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三个阶段,在人格趋近实质平等的当今时代,人格与权利能力不能作为同一概念,人格的内容应当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前者刻画民事主体参与合乎法的意志受法的意志肯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后者描写民事主体参与违背法意志的事实关系,应有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人格伦理性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民法谦抑性的初步展开

民法谦抑性是关于民法性质的最抽象概括,具体体现为民法的有限性和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意味着民法不对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决定的事项进行强制性规定;宽容性意味着着民法介入主体行为领域时,应当有尊重、保护、扩大民事主体自由和权利的极大同情心、自觉心和责任心。民法谦抑性应当通过精神与制度两个层面展现出来,前者是对民法基本原则这一民法精神载体的要求,后者是对民法具体制度的要求。     

食品安全的风险刑法观之反思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误读。风险社会的语境实质更适合在粮食安全的领域中展开。相对的以风险社会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并不适格应对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规范伴随着人类存在的历程已经提炼得十分完整,即避免食源性疾病。故“非必须”规则所认定的刑事违法性成为已足,比风险刑法的违法性认定更为合法、有效。     

日本刑事程序中国民参与司法制度的反思与借鉴

国民参与司法是现代司法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系社会和谐和促进司法公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审查会制度和裁判员制度作为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程序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虽然被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的专家十分看好,但时至今日,国民仍不感兴趣。究其原因,除了国民理解和接受这一制度需要一个过程外,维系这一制度的根基也值得反思。     

关于我国土地执法困境与成因的再思考

基于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度竞争,我国土地利用矛盾愈显尖锐突出,土地违法行为也蔓延不绝,土地执法成效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本文通过对当前土地执法现状及其不力成因展开全方位分析,归纳出土地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行政体制、法院执行、机制程序、法律漏洞五大障碍,旨在揭示土地执法困境的深层原因、利益格局、一般规律及其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     

法律人格的伦理变革——来自罗马法又回到罗马法

法律人格与伦理的关系状态反映了法律对人的态度。人格属性历经古代罗马法、近代欧陆民法以及现代社会化民法的发展过程,分别表现为"反伦理化、泛伦理化、去伦理化"倾向。人格概念的伦理价值判断功能应该让位于它的法律技术功能。通过承继并改造罗马法人格制度建立现代民事主体制度。     

论道德对古代西亚地区诸民事规范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古代西亚地区诸民事规范成长历程的概述,指出道德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这种影响在苏美尔、巴比伦诸民事规范中的多种表现,由此得出结论: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的颁行与实施,实质上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的结果。道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而且也成为古代西亚地区诸民事规范传承的重要纽带之一。     

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二元理论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公司法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公司法》也做出了相应修改,意图使之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范式,更具实践操作性。但是,《公司法》的健全和完善并不是一次或者数次修改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单纯的条文增删或者制度的罗列就可以完成的,它更需要一种理论上的创新。诸如自由与管制、股东资本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以及竞争效率与路径依赖等理论范畴都应纳入公司法研究之中,并为未来公司法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关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民事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兴起,波澜壮阔.由于"正义"(justice)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包容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许多国家以"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作为其司法改革的主题、口号和旗帜.     

反思商法的法律地位——在制订《商事通则》的语境下展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商事立法硕果累累,但由于深受大民事立法思维影响,零售式立法对于规范日益复杂化的商事交易仍有局限。为此,在《商事通则》的制订呼声日涨之语境下,反思商法的法律地位问题重又浮出水面。笔者在辨析近乎公理式的民法特别法说基础上,提出了应以具有私法性质的商事基本法理念来指引《商事通则》的制订,并对其如何贯彻作了建设性的探讨。     

传承人类文化构建现代民法——民法理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

民法理念及民法的完善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应通过民法的人本、民本理念、平等理念、自由与秩序理念、诚实信用理念以及公平理念的养成,切实发挥民法的人文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