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角下中国民间外交的新动向

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正在从中央政府推动的单引擎动力机制向多主体需求结合的多引擎动力机制发展。民间外交除了推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传统途径之外,还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因素。在全球治理型的民间外交活动中,社会组织要承担新的特殊使命,为此需要突破认识、能力、文化和体制等多方面的瓶颈。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城市群外交——动力机制、功能分析与路径探索

城市群外交是空间集聚的城市群落基于中心城市的国际影响、功能辐射与区域协作,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城市治理、民间交往中形成的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过程。作为次国家外交的新模式,城市群外交主要体现为城市群在公共外交领域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包括提升域内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聚合国际城市网络,增强国家参与国际竞合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地等。城市群在深化城市外交理念的同时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结构与功能支撑,但也面临挑战传统外交观念与现行外事管理体制发生碰撞的质疑。在高度开放的城市化与全球化影响下,开展城市群外交是深化改革、开放与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环节,需要在持续优化的国家开放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国际大都市的区域带动影响;在国际城市网络中开展城市群协同发展知识交流;发挥产业集群、城市网络、自贸区、民间组织在国际交往中的积极影响,为城市外交与国家外交提供区域支撑。     

试论全球治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

全球治理是我国新时期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新形势,是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制度创新需求增大,更加呈现多主体共治特点。这一方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产生了影响: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上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我们应当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树立更加辩证而不是单向度、更加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的战略机遇期观。同时,还应当采取恰当的全球治理战略。争取延长区域和全球战略机遇期。     

全球金融治理中霸权稳定论和多边主义思想初探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到底应该反映主要个别成员国的意志还是平等地反映所有成员国的意志,长期以来,在国际合作领域一直存在类似的争论,即霸权稳定论思想和多边主义思想之间的争论。本文将从多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霸权稳定论和多边主义思想进行初步的讨论,进而分析哪一种思想比较适合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     

全球治理下的产物——多边担保投资机构

“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抗拒全球化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所衍生出来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     

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国家论者、新帝国主义论者和全球治理论者分别为联合国改革规划了不同的前景。全球治理论者的观点与中国推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走向。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较少提出自己的方案 ,但对各种方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全球治理及其限度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相互依赖的双重效应使全球治理成为必要,而信息革命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壮大,又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治理不否认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中心统治地位,但强调政府并不是惟一的管理者.国际制度为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与治理提供了一条"法治"的途径.尽管全球治理有其必要性,但因为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利益的弥散性和现存的不对称体系,加上主权国家的抵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孱弱,全球治理之路还很漫长.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大变局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首次全球盘点的分析

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完成了对《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明确指出《巴黎协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各缔约方尚未集体步入实现《巴黎协定》的宗旨及其长期目标的轨道,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这次气候大会也确定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以便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也表明绿色转型的时代潮流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转型的步伐在未来十年将持续加快。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显著上升。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中国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利用首次全球盘点向国际社会发出清晰信号,坚定推进自身“双碳”目标的实现,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全球供应链治理与全球化的未来

供应链与全球化息息相关。供应链在全球层面的拓展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但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风险也给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美西方国家采取的所谓“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全球供应链发生大变动,全球化也遭到严重干扰和冲击。全球供应链本身具有内在韧性,供应链的大变动不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面对各类风险挑战,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需要加强协调,着力构建和完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化行稳致远。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多重因素冲击下快速重构,全球化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方向。地缘冲突加剧更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风险。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也出现明显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分化,政府干预日渐盛行,价值观等非贸易因素成为贸易治理的重要考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必将持续演进。     

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下的中国环境外交:理念、实践与领导力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关乎地球系统健康稳定运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围绕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而伴随的改革、协调、合作与竞争也在同步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演进,以南北格局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治理主体也出现了新的复杂变化,多个利益攸关方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角色.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力.     

峰会外交孕育全球治理新生态

<正>不同于APEC这种侧重经济合作的区域性组织,G7、金砖国家以及G20都带有某种"集团政治"色彩,具有"大国协调"的功能,三者影响力的消长不可避免会影响未来的全球治理生态。今年11月中旬是亚太的"峰会季",一周之内,北京APEC峰会、缅甸内比都的东亚峰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G20峰会接踵而至。不仅APEC峰会,东亚峰会里占绝对多数的亚太国家,以及G20成员里的8个亚太国家,似乎都在暗示世界潮流正进入"亚太季"。如同1940年代的人们,不可能预知1945年雅尔塔峰会对20世纪历史的意义一样,2014年亚太"峰会季"可能存在的标志性意义,或许只能由数十年后的历史学家来总结。     

全球治理的转型——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正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全球治理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不仅让世界治理自己,而且自己能够去治理世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联     

全球治理的东盟视角与实践

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和地缘政治挑战,东盟将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推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改革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东盟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从区域层面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促进实现全球发展目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东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与实践表现出以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为主体的治理导向、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治理原则、重视协商与关系的软性治理机制、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等诸多特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东盟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上升、内部凝聚力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局不稳等多重复杂挑战。为此,东盟通过维持大国对冲战略、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合作、深化东盟一体化建设等具体措施,积极促进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逐渐实现从全球治理跟随者向自觉推动者的转变。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近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遭遇系统性震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发酵,热点、难点问题交替升温。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既是金砖机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经济合作的内生要求,也是金砖国家重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因解构与建构而导致失序和失衡,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外挑战前所未有。为应对各种挑战,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的利益纠葛,不断创新思维、设立新平台,助推金砖机制建设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