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的网络治理职责定位问题研究

互联网公司掌控着重要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几乎全部的互联网应用服务,然而,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治理框架中的职责问题尚待确认。文章总结关涉互联网公司职责定位的人权问题,分析互联网公司履行人权责任的现实困境,依据关于定位互联网公司人权责任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互联网公司职责定位的建议性方案：互联网公司应当在切实尊重主权国家的政府所设定的法规与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向网民及其组织开放网络治理过程,与政府、网民及其组织建立顺畅的合作与沟通机制,独自或协助政府救济网民的权利,尽职尽力地履行相关人权责任。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从权威管理到共同治理: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的演变及趋向——学习习近平关于互联网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

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网络具有跨国界、越时空、传播快、多互动等特性,这导致以政府为主体、以业务许可制为基础、以规范有序为管理目标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传统管理模式陷入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以事中和事后监管为重点的互动合作的互联网共同治理模式,将是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必然趋势。当前,在互联网治理工作中要着重研究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向度。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及其治理

受传统社会话语秩序的自由张力影响,网络话语失序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必然结果。在突发事件的强力冲击下,话语主体集群化、话语内容失真化、话语伦理消解化成为网络舆情中话语失序的集中呈现形式。结合突发事件和网络话语的结构性特点,话语失序的原因可归结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不同话语群体的身份焦虑与错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对话与表达机制尚不健全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背后的多元利益诉求与抗争。以问题倒逼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现象进行治理,要求切实做好健全突发事件网络对话沟通机制、规范突发事件网络话语建构秩序以及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话语生态治理等工作。     

论社会治理中的网络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形式,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其生长空间虚拟、表达方式便捷、时效性强、成本低廉等特点,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言论空间,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二元互动;另一方面网络民意表达也存在着网络民意参与社会治理的无序性、民意表达不平等性和"沉默螺旋"效应等问题。因此,政府要积极主动转变观念,提升民意满意度;提高公民素质建设,跨越"数字鸿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网络道德及文化建设,推进网络民意的有序参与,促使网络民意表达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     

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思考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正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平台企业基于各种算法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利用资本优势无序扩张的垄断行为,严重抑制了市场公平竞争,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抑制了社会创新,对市场权力和社会稳定构成了重要威胁。为此,要从明确平台交易数据产权来促进数据资源共享、优化行业政策以推动行业创新打破垄断格局、建立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举报系统、加快互联网平台垄断立法等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有效路径。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治理

由于时空差异性,以及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西方学者总结出谣言的经典传播公式需要作适当的修正和调整,才能更贴近中国现实。在对谣言传播设定指标体系时,除了考虑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件重要性、含糊性、戏剧性等因素,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环境和媒介体制等因素。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网络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为: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造假,从而引起网民的注意;通过网民强大的复制粘贴重复的力量,让人们相信谎言,企图弄假成真;使用一系列敏感词汇,在网络上形成明显的二元对立格局;通过媒介动员大V助推,推动谣言的传播与发酵。基于此,可采取以下策略进行治理:联动辟谣,发挥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优化科学传播手段,提高公众理性;缓解社会矛盾,扩大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的非法攫取,网络制谣、传谣成了一些人非正当谋生的手段,加速了网络谣言肆虐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民名誉、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法定职责,决定了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是时代赋予它的新使命。受网络传播特性、网络规制法律体系及其监测技术现状的制约,公安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既要强化自身的日常监管,又要设法寻求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网络媒介、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才能增强打击网络谣言的实效性和长久性。     

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并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灵活性,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并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提高治理效率.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构建的两条途径.     

政策网络治理及其研究述论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分析与治理理论联姻的产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路径,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政策网络治理在工具视角下侧重于如何选择民主而科学的政策工具;在过程视角下侧重于如何便利于行动者互动过程,包括发现和解决冲突;在制度视角下侧重于寻找正确的激励结构和正确的规则体系。虽然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赋予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其治理的主体、合法性、机制、效能都存在诸多困境。尤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策网络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电子治理的主体选择:网络治理结构

当今电子政府的建设由于过于崇尚电子技术的工具取向,而忽略了其最为本质的、比技术更高层面的价值以及由此蕴涵的塑造新的治理结构与治理形态的契机,因而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符的新的关系与权力结构模式,电子治理由此成为了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利用网络与信息技术所塑造的虚拟平台并构建一个柔性化、电子化的动态性网络治理结构,必将以其所具有的各种核心优势而成为电子治理主体的现实选择。     

浅析互联网平台经济与社会结构

本文将通过对互联网平台经济以及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提出其核心价值"平台免费,增值收费",对互联网的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对比,提出在互联网平台下人群形成了"图钉型"的社会结构,尝试对社会结构进行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分析,并对趋势做出相应预测。     

网络赌博治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但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从事违法犯罪的新兴场所。网络赌博就是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参赌的行为,它比传统赌博的危害性更大,必须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综合治理。     

从政策网络到网络化治理:一组概念辨析

社会科学领域与网络有关的概念有多个,极易引起混淆.国外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路径演进,分别是政策网络和网络化治理.前者起源于美国发展于欧洲,后分化为利益调和和治理两大学派;后者则以美国的研究为主,在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都有所发展.国内与网络有关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的有社会网络、政策网络、政策网络治理、网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等.其中社会网络引入最早,主要被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所关注;政策网络和政策网络治理与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两大学派相对应;网络治理与网络化治理的使用主要与翻译、学术传承以及使用习惯有关,但每个概念皆有三重来源.西方两条研究路径都涉及治理,而两种治理的内涵有明显区别,主要体现在运行机理、价值标准、主要问题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四个方面.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