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探析——以“骗逃天价过路费案”为切入点

目前,刑法学界对＂骗逃天价过路费案＂的定性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二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以不作为形式实现了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诈骗罪,应属于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但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定罪处刑,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为了消除疑虑,我国刑法立法亟需关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增强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全面从严治干。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治干工作把较多精力放在确保干部遵纪守法、预防和惩治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上。确保干部遵纪守法、预防和惩治违法乱纪行为无疑是对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激发干部积极性,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上。不能满足于干部遵纪守法、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要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真正想干事,愿干事,会干事,干好事,敢担当,有作为,能够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就要进一步增强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加强选人用人工作的监督检查,创新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培育有利于激发干部积极性的政治生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     

“破”“立”并举建设党内政治生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视角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国现阶段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和要求。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生态建设的优良经验,不但成为党自我约束的旗帜,而且对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党内仍然存在的乱作为、不作为、逆淘汰现象等不良风气,正在一步步侵蚀着党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物质堡垒和信念支撑。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过程中,要保持外在约束和内在激励的双管齐下,坚持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的刚柔并济,同时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形成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政治氛围。     

村级党务公开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与价值分析——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黄家湾社区(贾洲村)为例

基层党务公开是实现党内基层民主、改善党内监督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效载体。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黄家湾社区(贾洲村)自2005年初开始探索以"五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党务公开工作,一举改变了上访大村、治安乱村的面貌,走上了文明、和谐、法治的发展道路。其经验与启示主要有:坚持党对党务公开的领导,顶层设计要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党务公开与居(村)务公开应一体推进,党务公开的关口要前移等。其价值体现主要有:一是强化了基层党员群众的"四个意识",二是保障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三是实现了对基层党组织的有效监督,四是较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五是培养了党员群众的法治精神。     

以责任追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落实——基于责任政党和政党责任的理论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提出和落实,是通过强化责任追究破解党风廉政建设难落实的政治策略,也是履行政党责任的理性实践。自建党以来,党始终坚持把追责问责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探索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历史经验。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落实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职责不清、执纪不严、问责不实等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把政治纪律挺在最前沿;牢牢牵住"牛鼻子",用好问责"撒手锏";通过典型案件的通报、曝光来倒逼责任落实,带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创新实践——以铜仁市“三个开刀”专项整治行动为例

沉下心来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地生根,已成为各地工作的头等大事。2014年2月以来,铜仁针对在党政机关"不找熟人办不成事"、在司法执法系统"有理有据得不到公正结果"、在乡村两级"没有关系得不到公平对待"这三大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个开刀"专项整治行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作风革命;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铜仁更是把"三个开刀"专项整治行动作为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使之成了铜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助推器"、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全面依法治市的"护航船"、全面从严治党的"主抓手",强力推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铜仁的生动实践,这对于各地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新——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启发

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我国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构建已成改革必然趋势。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之前的试点工作也反映出司法强势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犯罪"从宽"处理遭遇再犯人员主观恶性顽疾、再犯危险因子加大社会风险管控难度等三大风险难题。新时代"枫桥经验"解答了检察机关"何为参与""为何参与""怎样参与"的当代犯罪治理疑问,其治理理念得以更新。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的洞庭湖水污染治理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发展,他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洞庭湖水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中,大保护是前提,包括:合理利用水资源、防控治理水污染、维护修复水生态;共抓是方法,包括: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发展是目标,包括:发展是不搞破坏性开发、发展是科学发展有序发展、发展是高质量发展;治理是关键,包括:增强政府保障作用、增强企业自律作用、增强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作用。     

政府流再造: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路选择——以W市J区为分析对象

社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当前的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是我国传统行政体制在微观领域的延续,具有相应的两大特点与四大问题.流程再造是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社区公共管理流程再造的目标是:行政管理与自治管理分开;政府"掌舵"与民间"划桨"分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机结合.社区流程再造应遵循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简化流程、提高效能,整合人员、组建团队,构建平台、共享信息四个原则.     

从法哲学视角反思国家治理的行政“限购令”——以国内六市的“限购令”为例

"限购令"是现代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虽然其直接实据是城市交通堵塞与大气污染,但其隐喻的是实施"限购令"地区风险社会的到来。"限购令"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确实存在诸如"限购令"内在质的规定性与外在逻辑的一致性的差距,法律的有效性与伦理的正当性的阙如,现实性与效益性的欠佳等不足。职是之故,"限购令"肇致了其失灵与异化、政府公信力流失等一系列的后果。由此现代社会需要治理上的创新:思维方式随情势的变迁而创新,政府随语境的转换确立延展本质的服务理念与责任理念,不断地扩大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等。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哲学意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核心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和实现条件,形成了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发展改革中不断将其理论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实践根源。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契合性,对于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层治理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为“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

基层治理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对基层治理的研究内容、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存在着研究内容严重倾斜、研究视域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结论雷同重复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着力完善内容、视域、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还应对基层治理中的行政分权、府际关系、地方自治等关乎当前基层治理中政治秩序的重要议题进行推敲、分析。     

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以Y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微建议试点工作为考察对象

信息技术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工具。通过构建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论的解释框架,对Y市"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微建议试点工作进行系统考察和运行机制分析与研究发现:合法性机制、赋能机制和内驱机制是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在这三种机制下,技术应用的合法性、技术权限的可及性、技术认知的有用性与易用性分别从发生基础、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等三重维度,对人民政协能否运用技术介入社会治理、介入社会治理的深度与广度产生直接影响。这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技术强化人民政协介入社会治理的已有举措和潜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即应进一步省思人民政协履职的技术限度,完善技术应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增强人民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过程中的技术有效性。     

构建党群沟通新机制——以遵义市“党的声音进万家”活动为例

<正>党群沟通作为群众工作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既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目标,也是检验群众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的正确主张只有被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接受,才能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进而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面对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党群沟通的新挑战,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在努力探索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党群沟通新机制。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遵义市     

以“四区”建设为引擎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延寿县玉河乡为例

县域经济作为增强哈市经济实力的关键支撑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对哈市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延寿县玉河乡为例,探究以"四区"(水稻示范区、生态旅游区、畜牧养殖区、特色种植区)建设为引擎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以期对哈市境域内与其经济发展现状相似、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结构趋同的县域经济发展有所启示。     

西部“强省会”县域的发展经验——以成都市新都区为例

县域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省域均衡发展的基础。然而,县域作为一地行政区划很容易将自身发展困于县域所辖的一亩三分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西部省会城市发展极快,西部强省会的县域因靠近省会中心城区,相较省域内其他地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获得更快的发展。同时西部强省会的县域在区域平衡发展中也承担着转接和带动作用,需要在省域平衡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老旧社区治理的社会学干预——以“新清河实验”为例

社会学干预介入城乡社区治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使命,其中1920年代开展的旨在提升镇村治理水平的“清河实验”在社会学界影响深远。2014年,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启动了“新清河实验”以探索转型时我国不同社区类型的治理模式。以“新清河实验”的实验地点之一W社区治理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社会学干预理论框架设计,展示社会学干预推动老旧社区治理的过程及实现路径,以期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塑新型社区关系。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模式——以“附随型”向“独立型”转变为主线

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审查批捕排除、审查起诉排除和法庭审理排除三种程序模式。由于三者皆依附于实体审查程序而存在,受到实体审理的影响而缺乏独立性,亦被称为"附随型"程序模式。为凸显程序性裁判的独立价值,避免事实审理者受非法证据信息的影响,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初衷,应建立以庭前审查排除为主的"独立型"程序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完善非法证据庭前排除程序的各个环节。     

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以C市H区“X实践”为例

社区治理是政府和其他主体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内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从社区治理视角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都可以在社区共同治理空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组织,在集中社区资源、发动社区居民等方面更具优势。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不足,更多是由于长期保守的观念,社区的社会组织没有自主产生的先天条件。本文旨在通过对C市H区的"X实践"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扶持和发展为例,梳理现阶段C市H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诸多成功经验,进而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省委组织部决定：在部机关开展以“学业务、懂政策、强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岗位练兵活动

2006年3月28日，省委组织部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对部机关开展以“学业务、懂政策、强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岗位练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侯长安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立军主持会议并代表部领导班子进行了动员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