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现代化的生态限度及其超越

政治现代化指政治结构在科技革命和市民革命的推动下所经历的由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向适应现代工业文明或信息文明发展要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有着多方面的生态限度。要实现对生态限度的超越以促进政治现代化,必须重塑政治——自然生态、政治——经济生态、政治——伦理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实现路径探究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目前,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体系尚存在着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监管责任没能有效履行、企业的环境治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公众环境保护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共治,需采取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严格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等措施加以解决。     

重构社会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

当前强调国家—社会协同治理的原因有三: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重建新的治理秩序的需要。推进国家社会协同治理的着力点有五个方面:确立政治核心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主体意识;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研究

公安机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但现阶段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存在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舆论宣传不到位等制约因素。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选择有:树立多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复合共治机制;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安机关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管理机制;创新形式,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空间。     

官民互治与官民共治比较研究

官民互治是指政府官员与社会公民在法律前提下,依据宪法和法律等社会契约,通过行使或履行权利义务所进行的相互交往、相互制约、相互管理的活动;官民共治是政府官员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官民互治与官民共治的主客体存在差别,重心也有所不同。但两者从理论上来看是共通的,相互作用的。只有在官民互治的价值引导下进行官民共治,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协商共治:流域治理的域外经验及本土实践

流域治理因其跨区域、跨层级特色,对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共治有内在需求。分析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流域治理的做法,展现各国探索多元协商共治的经验,并结合洞庭湖流域协商共治实践,探讨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及基层协商,助力流域治理的可能路径。     

合作共治: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及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我国对现实生活中诸多挑战和问题的积极回应。社会治理不仅提倡治理主体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更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合作共治是蕴藏在其中的价值诉求。构建良好的合作共治格局,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关键要从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等各个治理主体着眼,注重对薄弱环节进行整治,理清各个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明确其权责划分,以实现对社会的善治。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社会治理视域下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共治路径

随着科技技术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更新频率极快,普通网民对犯罪分子精心策划的骗局很难有效防范,网络诈骗引发危害后果愈发严重,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当创新打击治理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危害和新特征出发,汇集政府部门、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构建"多位一体"共同治理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及时预警、处置、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多元共治视域下提升政协社会价值的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平稳且理性转型的现实基础基本筑就,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对走向社会公共事务的多元共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协要在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下,奠定社会公共事务治理重要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地位,进一步拓展政协社会价值及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空间。通过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独特优势,利用所联系的各个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和国内外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和回应性,在推动市民社会发展和政府与市民社会两者关系的整合中发挥一己之力,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推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目的。     

善治的改革导向: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 ,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 ,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 ,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良法善治与合作共治的毒品治理探索——我国2020年禁毒研究观察

为了解国内禁毒研究现状、剖析研究热点、展望研究趋势,更好地服务于禁毒理论的发展和实务需求,助力于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我国2020年禁毒研究文献和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从文献收录、图书出版、学术会议举办、科研项目立项、研究机构表现等五个方面回顾总结。发现学界围绕着良法善治和合作共治的毒品治理主题进行了探索,集中于毒品犯罪治理的深入研究和域外毒品治理的经验介绍。由此,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关于禁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禁毒研究向毒品治理深入探索的走向仍将继续,而大麻及工业大麻的监管、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成瘾物质的防控则极有可能成为考验中国特色毒品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热点。     

融合共治:非户籍人口融入基层治理——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证研究

在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下,佛山市南海区通过融合共治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实现了非户籍人口由"政治边缘人"到"分享者",到"参与者",最后成为"管理者"的转变,让非户籍人口成功融入了基层治理。相比于自我管理、政府管理、参与式治理三种模式,融合共治方式下的非户籍人口的融入度最高。但是,实践中仍需进一步对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中的非户籍人口进行增能、赋权,加强对非户籍人口的制度和利益保障,推进非户籍人口管理者的专职化。     

统筹共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治理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广博胸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红绿”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道德命题与新发展道路相结合,实现了从此前承袭西方绿色话语“跟着讲”发展到如今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接着讲”和结合当代中国实践语境“自己讲”。作为原创性思想与变革性实践的有机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系统思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筹城乡区域陆海关系的空间环境正义以及洞悉全球生态危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性向度,为破解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寻求人类社会永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武器与制胜法宝。在以统筹共治为核心的治理逻辑牵引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治理的辩证关系,顺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