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主题--"第五次中日妇女学研讨会"综述

200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日本城西国际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次中日妇女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亚洲女性学的新世纪--女性学教育的动向",中日专家学者40多人与会,就"面向女性学教育方法的构筑"、"媒体和女性的再表现"、"身体与性"三个专题进行了研讨,现将要点综述如下:     

"大学文化与育人为本"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6月25至26日,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的"大学文化与育人为本"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王翼生、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眭依凡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50余位学者、大学管理者就求解"钱学森之问"、培养杰出人才以及大学去行政化等话题展开讨论.     

社会流动论争与“富民社会”视阈下的科举制

隋唐至清末实行的科举制度,在打破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表明,在7～20世纪初的"科举社会"中,社会流动始终维持着一定的速率。在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流动派"与"非流动派"各执一端,研究者在史料与数据上面临着历史解释的困境。从"富民社会"的视角来看,"科举社会"的实质是"富民社会","科举社会"是"富民社会"内涵及特征的体现。科举是"富民社会"的一种选官制度,也是"富民社会"下社会流动的产物和标志。科举制下以"富民"为主体的社会流动具有整体的社会意义,也是考察科举制与社会流动问题的关键。     

“女性学学科范式与学科地位研讨会”综述

近30年来,有关女性学教学本土经验、女性学学科建设、女性学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国内学界在女性学学科的界定、女性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女性学的基本理论、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女性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为了进一步推进女性学学科的发展,规范女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女性学系于2012年11月23-24日在北京举办了"女性学学科范式与学科地位"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围绕以下主题展开研讨.     

努力推进女性学进入高校教育主流--"中国高校女性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2006年4月14日至16日,由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高校女性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全国20所高校、研究机构从事女性学研究的专家学者53人与会,会议收到     

科举学的教育视角

科举教育的传统主要为有教无类、及第争先,努力向学、重视教育,公平竞争、公正录取,片面应试、学优则仕等方面.近年来,科举学的教育视角研究成果较集中探讨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关系、高考和科举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对其他学科视角的科举学研究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许多论著联系当代的教育考试改革,探寻科举历史中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教训,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求异求真唯新唯实--全国"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于2001年4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24所高校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紧紧围绕着"女性学学科建设"这一主题,分别就"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女性学学科定位"、"女性学学科体系建构"、"女性学课程与教材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高校女性学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综述

2002年9月,全国27所高校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教科文卫工会女工委员会、吉林省妇联、长春市教育工会等单位从事女性研究的领导、专家学者、工会妇委会干部共计60余人参加了"中国高校女性学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与会代表在大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女性学课程教学目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内容、理论框架和教学方法.     

第七届"中欧关系与台湾问题"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6月5日至6日,第七届"中欧关系与台湾问题"研讨会在七海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智库、研究机构及欧盟委员会的欧方学者和中方研究中欧关系及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期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孙亚夫副主任应邀与中欧学者晚餐并发表演讲.     

选贤任能乃千古难题——科举利弊的再思考

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它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范进中举》中的科举规训

中国古代基本上可以称为科举社会。从国家治理的层面,科举制度实现了王权与士治的结合,使贤人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读书人的角度,科举制度连接着内圣和外王,不仅关乎"权"、"名"、"利",更直接的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程度。科举这种考试权力,是一种规训权力。一方面,通过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监视,使读书人产生"自我监视",在布衣卿相的路上无止境地奔竞;另一方面,通过对读书人身体苦行僧般的操演,不断从细微处雕琢读书人的身体和灵魂,创造着封建社会需要的主体。所有的人都在此游戏里乐此不疲,似乎对游戏背后的权力规训茫然无知。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ts Vagaries

Jiang＇s appointment signaled a positive change in approach to the selection of court officials.     

“武举”制度的历史渊源及现实意义

始于宋朝的“武举”制度,在我国军事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军事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列,改变了我国军事教育师徒相授的基本形式,诞生了我国第一个完备的军事教育体制,对我国军事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探析

本文的讨论对象为"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内容:一、政策的演变;二、学校教育的发展;三、公平的悖论;四、引发的社会问题。从清初的高度优待到后来的蔑视提防,充分反映出相关政策与政治形势的密切关系。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获得了一定发展,但相对的公平与优待背后,民族考生面对着隐性的不公平,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则充分反映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怨毒心态与唐末落第士子的人生选择

怨毒心态是怨恨心理的极端表现，以付诸实际报复行动为最终目的。唐末落第士子的怨毒心态主要产生原因在于科举失利。怨毒心态造成了士子们的人性裂变，影响他们在改朝换代中的人生选择；而他们基于怨毒心态作出的人生选择往往使他们自身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公开选拔与科举制的比较及其启示

公开选拔与科举制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都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但两者选拔的对象范围不同,程序方法不同,内容形式也不同。科举制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科举制所体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     

“于欢效应”的审视与解析

于欢案件判决的结果在南方周末报道后引起社会大众、法学专家等的广泛关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媒体报道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差异,案件的事实为何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的考究。以《辱母杀人案》中的事实为依据,于欢构成正当防卫。于欢效应现象下实质上揭露了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良性与恶性的关系。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适用的问题与于欢效应下中国式关注的现象值得反思。     

论南宋高宗朝的科举制度

南宋科举制度是北宋科举制度的继续,高宗一朝的科举犹为重要,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基本上奠定了整个南宋科举制度的基础。从考试形式来看,主要是设置了类省试和流寓试,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对这两种考试形式作了调整。从考试时间上来看,南宋初年由于受战争的影响,3年一开科场的制度被打乱,直到绍兴十二年才重新走上了正轨,发解试、省试和殿试的时间也与北宋稍有不同;从考试内容上来看,最后确定了以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前者以考经义为主,后者以考诗赋为主。但高宗朝科举制度的流弊比北宋更为严重,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高宗对科举取士的放任自流,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二是秦桧擅权,政治黑暗腐朽。     

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是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即宣布开科取士,说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意识到人才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太平天国定都后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如改三年一次乡试为一年四试京试,考试内容弃四书五经改为上帝教教义,实行参考权平等。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太平天国不仅没有网罗到栋梁之才,还遭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成为太平天国最后覆灭的又一原因。太平天国科举考试更多的表现了太平天国领袖的科举情结和对社会的反叛。     

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与诗歌繁荣

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当时诗坛曾出现过一片活跃繁荣的景象,涌现过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优秀诗人,且诗论主张甚多,成为清初诗坛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而这一高峰的出现,与乾隆丁丑(1757)年科举考试制度减判增诗的改革措施密切相关。但至今的各种文学史或诗歌史都未提及这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