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关系的动力、障碍与前景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持续和深度关注,以及气候领域国际谈判和规制建设的进展,说明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共识。加上生态转型和绿色发展业已形成国际发展潮流,这使中美在气候治理上有着难得的良性互动空间。但气候正义之争、美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党派化和不稳定性,以及当前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和两国总体政治关系走势都构成影响中美双方气候关系推进的障碍。     

治国理政的新目标、新内涵、新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全面总结35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围内形势的发展走势,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目标、新要求。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迫切的并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新理念、新策略、新方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论断。大力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实施生态文明新策略，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抓手，首次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新方式，提出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这些新思想、新策略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全球气候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格拉斯哥大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似乎迎来新的起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政治发展中的逆流给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受到英欧变局、美国霸权嬗变等冲击,而且《巴黎协定》始终面临国家自主行动履约难题。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在制度碎片化、国家群体化、新兴大国主导等方面呈现新特征。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则重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合作,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北大核心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探究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措施和工具。我国正处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的初期阶段,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行探究,梳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对碳交易机制的研究历程,从全球气候问题根源、碳交易机制总量核定、配额交易、核证减排四个角度对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能够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带来诸多启示。     

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治理的经济学思考

伴随着2009年的结束，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落下了帷幕。后哥本哈根时代如何治理全球气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各主权国家关于气候治理问题的激烈争论，与其说是各国间的政治博弈，倒不如说是经济博弈。因此，该文认为，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只有寄望于制度建设及其约束。     

中国廉政建设的新常态、新思维与新方向

转型期的中国腐败呈现出集体化、灰色化和高层化特征。对此,党中央从十八大以来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崭新的措施,包括加强中央监督、推进制度建设、拓展公众参与等。这些反腐倡廉实践展现了国家治理的新思维,而且也反过来助推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括政府内部管理的理性化、市场运行的规范化以及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本文据此认为,下一步中国廉政建设更应当朝着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推进,重点在反腐常态化、反腐扩大化和反腐法治化三个着力点上加强。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充分认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冲突，气候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围绕构建合作制度谈判的轨道也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演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不断推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同时国际及国内市场碳交易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正效应。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将在动态中寻求演变与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在全球气候治理这样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中谈形象塑造，与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形象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应在气候治理事务中努力塑造承担责任、客观公正、积极推动和扶助贫弱的形象。而这其中，中国将会面对来自结构、行动和话语三方面的困难。为克服困难，在相关问题领域塑造良好形象，中国应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等多种策略。     

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政社互动中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新模式、新能力——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联盟共治模式为例

网络形态进一步将人类社会带入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特别是要素高度聚集、关联的城市，因风险发生概率、应对难度以及破坏影响等更加凸显其治理的脆弱性。本文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志愿平安联盟”共同治理为案例，研究基层派出所在政社互动中立足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积极探索联盟治理新模式、开发警社合作新能力，对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积极意义。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基层治理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点和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具有特殊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种种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基层,逐渐形成了治理结构困境、运行机制困境和治理手段困境。对此,只有通过治理结构转型恢复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扩大民众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自主空间,基于民意民情和民间规范实行弹性治理,基于法治处理治理矛盾和纠纷,才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根本路径。     

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

社会精细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创新"的过程。在"技术-治理"型逻辑的引导下,政府的"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相结合,在理念创新、流程塑造、标准设置、工具科学化等中微观层面进行持续性改善,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化零为整,实现治理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的有效转换。     

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

社会精细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创新”的过程.在“技术-治理”型逻辑的引导下,政府的“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相结合,在理念创新、流程塑造、标准设置、工具科学化等中微观层面进行持续性改善,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化零为整,实现治理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的有效转换.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干部制度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牢牢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激励广大干部自觉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