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性法官职业道德之价值论

法院是司法体系的中心。法官乃司法舞台上的主 角。法官职业道德是法律界的主体道德且直接制约着 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司法状况甚至影响到国内外公众对 一国之国家形象的总体评价;法官职业道德乃法官于 业内和业外所应一体遵循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价 值理念的总和;它是社会道德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具体 体现;它集中调整法官与社会、法官与公众、法官与当 事人、法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带有审判职业特 点与道德行为规范的高度抽象概括,同时又是富有操 作性的具体指引。法官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在于审判 实践。概言之,"法官职业道德是调节职业集团内部法     

论法官的裁判良心

近年来司法界已意识到司法裁决并非全由法律所决定,如果司法裁决并非全部客观,法官的职业行为就变得相关,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不仅仅依据的是事实与法律,还要结合自己的良心,要求法官在裁判中要尽量保持良心的客观性。因此,关注法官良心与法的关联性、法官良心的自由与中立及法官良心的社会尊重和养成,直接影响着法官裁判的公正及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加剧,法院的司法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官员额制度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现阶段司法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现行法官制度存在人数多但人员构成复杂、法官序列与非法官序列相交叉、管理行政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立足我国国情,综合考虑审判工作量等因素,科学确定法官员额,并严格选任法官的程序,同时完善法官助理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法官队伍的精英化与专业化,满足社会对司法审判的需求。     

法官助理——让法官更专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贵州、四川、重庆等西部12个省区市800余家基层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在审判法官与书记员之间设立“法官助理”职务，试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以此减轻西部基层法院法官短缺问题，分担法官工作压力，提高司法效率与质量。     

论基层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裁判合法性与公信力之统一——传统中国法官的难题与当代中国法官的难处

在基层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民间习惯和国家法律的矛盾是传统中国很多朝代的法官必须面临的难题,他们常常要解决这对矛盾,以实现裁判合法性与公信力的统一。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的取得与儒家学说的解释力、社会规则的认识、国家—法官—社会之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以及法官的考绩压力等因素有相当的关联。当代中国法官也面临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却有着与传统中国法官大不相同的现实困难,包括国家—法官—社会三者之间意识形态的非同一性、法官知识体系构建的非本土性、司法目的的非现实性以及司法活动的非社会性等四个主要方面。这些困难的解决将是中国司法达致和谐的真正开始。     

论法官素质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司法改革的深化,法官素质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世纪之交的改革热点和难点。法官素质应当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法官素质能否得到切实提高。而且,法官素质最终也决定着人民法院能否在全社会真正树立起崇高的司法权威。法官是什么样的职业和群体？法官法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个规定简明清晰,同时也勾划出了法官的本质特征：其一,法官是审判人员,而不是公务员;其二,法官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定主体;其三,法官以根据法律裁决社会…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法官遴选制度比较(上)

法官遴选制度不能单独泛泛而谈，要结合每个国家司法机构在其法律制度和司法理念中所占的位置以及法律职业组织与司法构架的特点而言。法官遴选制度能具体反映出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程度，比如影响法官遴选的四大最直接相关因素：司法独立、司法职责、司法能力、司法代表性，就是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特征和要素。 目前世界上（普通法及大陆法）最有代表性的法官遴选方式主要包括四种：经过培训或通过考试后被任命为法官；由法官遴选委员会任命；行政机关任命；通过党派或非党派选举产生。每一种法官遴选方式都是与上面提及的司法独立…     

法官的实践性知识与智慧导向

法官智慧是现代知识司法的一种象征。智慧的法官必须用法律的智能和审判技术使得司法审判的程序设置和实体性规定更有实效。智慧的法官能够为社会提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和谐共处。智慧的法官本身就是现代司法的一种象征。法官是智慧的知识的天然结合。良好的司法制度应该是美德和智慧的结果。一个优秀的法官必须掌握充分的法律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司法经验。法官智慧以法律知识为基础,并且是对法律知识的升华。法官的智慧以司法审判的经验为补充。法官智慧的获得与其主体及其主观能动性有关。法官的智慧体现的是法官的敏锐观察力与良好的尺度感,能较快地判断出,在特定的场合下,什么样的裁判是最恰当的。法官智慧的综合性体现在法官的司法审判中。     

合理配置基层法院法官资源探讨

近年来,部分基层地区出现了法官资源短缺的现象,法官资源配置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整个司法界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所以,出现法官资源断层的问题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必须要重新对法官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尽快解决我国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短缺、法官素质不高的现象,为创建和谐的法制社会提供司法保证。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论法官之裁判解释

近年来,在司法领域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型、疑难案件,在学界与司法机关、学者与法官之间引发了很多争论。对于法官来说,面对有争议的案件,不论是等待司法解释的出台,还是依靠上级法院的答复,或是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裁决,都可归结为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问题。因此,转变传统观念,正确界定裁判解释,确立正确的法律解释观,突破束缚法官进行法律适用的瓶颈,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对我国法律解释概念的考察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关于法律解释的研究十分活跃,但就法律解释的概念似乎尚未形成通说。按照张志铭教授在其《…     

价值判断之于法官

价值与事实一直是困扰法哲学领域的一大命题。“价值与事实之间究竟能否截然的断离”是实证主义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相互争论不休的关键。即使假定法律上包含有价值的因素 ,那么如何做出一个正当的价值判断 ,换言之 ,法官是如何在众多的价值中做出选择以确定一个终极的价值作为正当的司法裁判的依据 ,又是一个难以明确得出最终定论的问题。价值判断与法官的裁断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也同样值得关注。     

实用主义的法官法理学*--透视霍姆斯大法官的司法哲学

奥利弗·W.霍姆斯是美国法理学与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经百年,他的司法哲学仍然意义深远地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在霍姆斯的司法哲学理论中,法官的首要职责是遵守代表多数方的立法,即使立法存在缺陷;然而,对立法机构的尊重,并不是因为法院缺乏发现事实的能力,而是法官在裁判时不得依赖个人对事实的认知。在其撰写的司法意见中,霍姆斯为言论自由与结社所做的辩护与其对优势社会力量或立法的尊重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古典的司法自制理论与狭义的司法能动主义,共同构成了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理学,这是一种美国法律本土背景下的法官法理学。     

精细司法与法官自由裁量

个案公正是在尊崇理性形式法的前提下，按照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对个案整体进行综合性价值考量，从而作出恰当性处理的司法过程。个案公正的实现依赖法官对个案正义问题的敏感度，也依赖于法官在制度框架内的勤勉程度。个案正义的实现需要司法精细化，而司法精细化需要法官能动地运用自由裁量。法官是戴枷的舞者，法官不能戴枷不舞。     

司法过程中的法官造法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无论立法者多么富有智慧,都不能使法律涵盖所有应调整的社会关系,并自主地适应社会发展。立法的滞后性、法官填补法律空白的社会事实证成了法官造法的正当性。然而法官造法决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多种限制,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学方法论。我国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创造性解释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创造力却不得不存在而且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只是表现方式或有不同。     

基层法院与法官互动关系探析

法官作为司法系统的终端,需要系统的支持和合理配置,才能向社会输出合格的“产品”,而法院正是这一系统的操作平台。本文从基层法院和法官关系的现实困境这一特定视角,通过贴近的、多方位的辨析,努力呈现当下基层法院和法官关系的真实状态以及日常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继而分析了造成两者之间关系困境的根源,最后指出在现有司法体制框架下,解决两者关系困境的路径选择:立足于“自救”,即通过法院内部管理的科学化、领导层面的精英化、职能定位的准确化、法官队伍的专业化,以及制度的借鉴与构建,来实现基层法院与法官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巩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支撑。     

从法官行政、司法二元身份到“法官中心主义”——以新公共管理为视角

客观认识法官身份中兼具的行政属性和司法属性的来源,充分理解司法管理、司法行政、司法审判与法官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法官思维中行政思维对其司法思维的不当干扰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长期以来法官行政思维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应理顺法官的行政、司法二元身份造成的二元思维模式,使其既能有效运用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又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用司法的内在视角审视司法的行政行为及其行政思维,即为司法行政思维;用行政的内在视角审视司法行为及其司法思维,即为行政司法思维.无论是司法行政思维还是行政司法思维,都是由法官独特的身份所赋予的司法和行政的内在权力结构与外在权力张力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但绝不能混同.解决当下司法困境的出路在于重新配置法官的行政与司法身份,确立“法官中心主义”,改变以往行政为主、司法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为司法审判为主、司法行政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     

以法官独立为核心 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

司法公正是人类法制建设中永恒的话题，法官作为司法公正的主体，对司法公正的实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出现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乏公信力等种种问题，无不与法官制度不健全、法官独立地位的缺乏有着重大的关系，故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已成为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已为人们所共识。司法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     

法官伦理的范畴与价值论

法官伦理是对审判职业特点、职责要求与潜在行为规范、价值选择的高度抽象,又是富有操守性的意志指引,同时法官伦理又天然地要走向制度化。公正、中立、独立、唯法、廉明、统一等品格构成法官伦理的基本范畴;法官伦理的基本价值可归结为保障司法权持续有序运行,捍卫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奠定法官职业化基础,示范社会,斧正审判活动等方面。法官伦理乃是法官职业化的基本生命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