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省管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现行"市管县"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由"市管县"改革为"省管县"是大势所趋.改革后的市级政府如何自我发展值得关注,一是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举措,二是国家、省级政府要给予市级政府必要的扶持,三是改革后的地级市政府的职能要作相应的调整.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前景分析

由于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的发展，“省管县”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热门话题。由“省管县”取代“市管县”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符合目前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为此，要逐步下放权力，理清省市县各方权益，协调好省市县各方的关系，进一步推进“省管县”管理体制改革。     

省管县改革进程中市县竞合关系的演变与比较

市管县体制下市县之间形成了科层主导的竞合关系,省管县体制下市县之间将形成斜向分治的竞合关系,在市管县向省管县的改革过渡时期,市县之间则形成了科层主导、斜向分治交错混合的竞合关系。这三种竞合关系,在市县的自主性、竞合的结构特征、竞合的机制手段、竞合的绩效表现等四个维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需要省管县的地方,应缩短改革过渡期,并尽快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看推行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2004年广东采取经济激励与行政激励的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但在现有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束缚下,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仍然不断下降,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要发挥政策效力,必须改变目前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省管县、县市分治。     

转型期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反思及变革途径选择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市管县的行政区划和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然而就在市管县体制发展成为我国主导性的地方行政体制之际,学术界甚至政府部门质疑这一体制的合理性,主张推行"省直管县"的行政区划与行政领导体制改革,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呼声却占据了上风。在我们看来,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领导体制或行政区划问题,而是一个宪政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的问题。不首先解决政府职能问题,无论是市管县还是省管县都难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市场秩序扩张的内在要求。     

中国县级行政区边界扩大的缘由和路径

市场经济对传统的行政区与经济区重合的模式提出挑战,行政区只有扩大边界迎合经济区扩大的需要。“市管县”体制的衰退和“省管县”体制的推行成为县级行政区边界扩大的路径选择。“省管县”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市、县两级政府地位对等,以避免“市管县”体制造成的市、县“零和博弈”和“同构竞争”。同时,“省管县”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值得分析和思考。     

“省管县”体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之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对于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体制改革。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省开始进行"省管县"改革的试点工作,"省管县"体制改革已经成了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在"省管县"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都选择了江苏、浙江等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研究,则选取经济欠发达的安徽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安徽省实行的"省管县"体制对其县域经济、市域经济的影响,笔者并为安徽省进一步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提出建议。     

加快我省省管县改革进程 促进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省现行的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已经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体现为政府机构不断增加，导致行政审批层次繁杂、行效率低下，行政成本加大；市县职责不明，城市中心带动示范作用不明显；抑制了我省各自治县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加快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尽快实现省管县已是大势所趋，时机也已经基本成熟。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市管县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不断暴露。同时,省直管县体制的优势不断显现。两方面的发展,中央促进中央推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行省直接领导县的体制是对市管县地方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不仅对于提高行政效率、精简机构有重大的现实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体制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

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县财省管”的试验性探索，县域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省管县”体制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的权力结构模式和行政、财政基础，并将深刻影响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模式，可以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市管县”体制实施以来又一次对政府间关系所做出的根本性调整。     

从省管县财政体制到省管县行政体制的改革文献综述

财政省管县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中很受关注的改革模式,近几年来这种体制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是从该体制的优点以及完善与改进的角度进行分析,讨论推进财政省管县体制的积极意义。可以说,从财政省管县体制到行政省管县体制的转变成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紧迫课题。本综述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研究,总结财政省管县体制的弊端和局限性,指出行政省管县体制的优势和可行性,并进一步分析从财政省管县体制到行政省管县体制的路径选择。     

论“市管县”体制改革

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市管县”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现阶段其缺少法律依据、降低行政效率、导致市县关系紧张等弊端日益显现。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科技的发展、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壮大县域经济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的条件逐渐具备。许多省已在“市管县”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市管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配套措施联动，稳妥推进。     

“省管县”公安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探索

根据"省管县"行政体制下公安工作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应当明确"省管县"公安信息化应用系统的建设目标,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上建立"省管县"公安信息化应用系统的三层体系技术架构即数据层、应用服务层和应用展现层,有利于实现高效、稳定、灵活扁平化公安信息的应用和管理。     

社会转型背景下省管县模式的实效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2003年以来,我国很多省份都进行了省管县的改革,目前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论证省管县的可行性上面,没有对省管县实施后县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运用理论分析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尝试着用指标来反映省管县体制实施后湖北省县域发展的状况,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省管县改革的绩效预期及其现实挑战：一个理性的省察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的实际绩效,都必须置于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构成的制度网络中,从制度安排的耦合关系中加以考量.在理论界已就"省管县"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达成广泛共识的背景下,需要对这一改革可能取得的实际绩效保持高度审慎的理性态度,摒弃那种设计"最优"方案,实现"一次性跳跃"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冲动,将"省管县"改革纳入更为宏大和复杂的体制变迁背景,纳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对其实施过程可能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产生的政治一行政效应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估.     

对市管县体制的理性透视

目前市管县体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市管县体制缺乏法律依据、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不宜乐观、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此,应改革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根据属地原则,由市县政府更多地直接管理公共事务。     

市管县体制的理性反思

市管县体制在我国已实施了多年,实践表明市管县体制是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探索,有成绩也有不足。通过总结市管县体制的历史沿革,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市管县体制目前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弊端,笔者认为市管县体制的实施既有它的历史原因,取得过重要的成绩,也由于时代的改变而越来越体现它的缺陷。对于未来的改革思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于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

在我国,省管县改革已经成为趋势。然而,改革实践中存在许多困境：如制度化的利益格局难以破解,非制度化分权使依法行政遭遇尴尬,非整体性放权使县级政府面临＂两个婆婆＂等。究其根源,一是各级政府职责权限的同质性;二是省管县改革设计的过渡性。改变这一困境的切入点在于确立省管县体制的目标模式,即省、市、县政府在政治问题和重大事务上应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在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上是利益共享关系,在公共治理问题上是合作关系;重新配置政府职能权限;实行政治分权和司法改革。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本文对我国推行“省管县”体制的理论基础、现实可行性及可能衍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应通过改革省级行政区划,依法明确省、市、县的职责权限,继续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适当维护地级市的利益等对策完善“省管县”体制管理。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