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解释对象只限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解释内容侧重于刑事法和程序法、本质上体现了法律监督属性三大特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体制合理性、功能正当性和实践必要性,在保障检察人员正确理解法律,促进司法办案尺度的统一;弥补立法和立法解释迟延之不足,为立法或者立法解释积累司法经验;弥合司法机关之间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认识分歧,促进公正司法,维护司法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必要原则、科学原则、协调原则、公开原则,加强计划性、时效性、协同性、系统化和建立效果评估机制。     

法律解释抑或司法造法？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

先在于政治国家、超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形态、处理争议事件的市民性司法权是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后来政治国家权力体系中以国家名义行使的司法权首先是市民性裁判权,然后才是宪政意义上的政治性司法权。无论是市民性司法权还是作为政治性司法权,都具有法律解释、司法造法的属性。禁止司法造法主要是指禁止司法机关像立法机关那样主动立法、抽象立法,并不反对司法机关在具体纠纷处理过程中的被动性、补充性立法。案例指导制度作为规范司法权行使的制度,既是法律解释机制也是司法造法机制。     

司法过程中的法官造法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无论立法者多么富有智慧,都不能使法律涵盖所有应调整的社会关系,并自主地适应社会发展。立法的滞后性、法官填补法律空白的社会事实证成了法官造法的正当性。然而法官造法决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多种限制,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学方法论。我国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创造性解释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创造力却不得不存在而且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只是表现方式或有不同。     

司法中的伦理解释及其限度——以美国宪法为分析样本

司法中的伦理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立基于正当性的价值论解释方法，它要求解释者在法律文本语义的最大化范围内，选择和适用最合乎法的制度伦理的含义。伦理解释具有基础性、历史性、体系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是由它所要表达的法的制度伦理赋予并在具体解释方法中展开与呈现的。伦理解释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对法的制度伦理的辨识往往非常复杂，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会导致依托制度伦理来解释法律的客观性、正当性发生危机；另一方面，即或已经明确了法的制度伦理，但对它的维系与坚持也具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当法官的个人正义观与法的制度伦理发生冲突时，难度更大，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法律的伦理解释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司法审查正当性新的证成路径及其困难——为使《民主与不信任》更好地进入中国语境而作

目次一、解释主义的不可能和非解释主义的不可欲二、程序主义司法审查理论三、对伊利的评论四、司法审查正当性的理论困境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意味着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判定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宪,从而决定法律是否有效。在当今社会,制定法律的议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法     

法官解释确定性的内外视角

法官解释的确定性难题，是指法官在个案中对法律的应用性解释是否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要实现法律持续而稳定地指导人们的生活，在司法实践中必然要求获得法官解释的唯一正确答案。学界往往从控制法官主观思考进程的内在视角寻求确定性，但内在视角存在不可弥补的缺陷，必须转向程序的“外在”视角来解决法官解释的确定性难题。     

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当按照一定的原则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这是现代法学理论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主导观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上赋予法院或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解释构成了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作业。作为特定制度结构下的集体智慧化的产物,司法解释权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具有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建国后沿袭下来的我国司法解释权制度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憾。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当代中国,正日益面临着发展和创新司法解释权制度的历史重任。重构我国司法解释权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正确界定不同审级法院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功能由司法审判向法律统一适用转变;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树立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上的应有权威;从法律解释的内在规律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规则体系。     

何谓合宪性解释：性质、正当性、限制及运用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指法律有两种甚或多种解释可能时,择取其中与宪法不相抵触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一项法律解释要求。此种解释方法对于维护国家法秩序的统一与稳定不可或缺,其正当性源于权力分立原则下的司法自制理念。合完性解释有其运用上的限制,对于字义本身违宪之法律适用合宪性解释是对此种解释方法的滥用与误用。在美国、德国等实行宪法审查的国家,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其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具有实效性的宪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有无适用空间值得商榷。     

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

由于立法技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法官思维能力以及司法体制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近年来的司法解释日益呈现出“泛立法化”的趋势并成为司法解释的基本模式。解释程序的主动性、解释内容的创制性与解释方式的专断性等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主要特征。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 ,但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并且没有实现其完善法制、维护法制统一、指导法律实施以及增进社会正义的预期目标。     

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判例、法律方法和正当性

我国法院对于知识财产利益进行的法官造法活动一直受到质疑。然而，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分析表明，法院在发展知识产权法的过程中既扩张知识产权，也限制权利的行使范围。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符合我国宜粗不宜细之立法原则所导致的知识产权法律成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要求，为立法中原则性条款的司法适用所必要。它矫正立法技术或理念导致的利益失衡，依利益衡量原则对法律未曾否定的利益进行司法调整，以及适当运用比较法解释，使得技术和法律协调发展，从而完善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如何刻画法律推理中的事实与规范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等矛盾,法律推理促动法律规范由普遍规则到个案规则适用,法律推理涉及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追寻,涉及推理主体关于知识论与实践理性的思考,法律推理的重心由立法领域到司法领域、由法律本体论到方法论、由法律移植到制度理性整合、由宏观论证到微观分析的转向。法律推理呈现内部逻辑强制与外部言说理性互动的特征,已经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形成事实与价值、事实与规范的交互流转。     

论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注重相关实体法的具体内容,而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那样强调立法管辖权的选择。12世纪意大利后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德里克的"结果选择理论"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早期形式,20世纪美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说"则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理论的典型代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的实质在于法的确定性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在调和两种价值追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修正案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相比更加有效。     

论检察权内涵及其制度功能

不同政制的国家赋予检察权不同内涵,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法律思想产生不同的司法体制架构。界定检察权的根本属性必须从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与实践出发,依据本国立法实际与司法实践科学加以认识。无论是三权分立体制框架内的检察制度,还是议政合一的政治体制框架内的检察制度,某种正当性社会需求的满足是载现检察制度固有功能、推动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思考

稳定的法律规则与变化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司法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法官既要在具体的案件中综合地考虑法律的和非法律的各种要素，能动地作出裁决，又不能超越法律规则，任意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如何科学地界定司法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一直是法哲学和各个部门法学的基本问题。     

相对积极主义刑事司法观的提倡

新的十六字方针是法律体系建成之后的必然选项,其实质是追求法律的正当性与司法的公正性,提倡一种相对积极主义的司法理念,强调社会安全与司法人权保障的平衡。司法积极主义是对简单遵循文义的专属主义反思化的结果,并非意味着基于秩序安宁而造法。司法克制主义和积极主义,都有相同的出发点。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解释法律、寻找法律和创造法律的关系。绝对的积极主义因存在明显的违背教义学和罪刑关系的痕迹而应当引以为戒,相对积极主义因包含着法律的道德价值从而更能促进公正性的实现。当前我国的司法犯罪化理论如果被不加甄别地践行,或者不进行细致化的推演,可能具有绝对积极主义色彩而走向公正的反面。因为刑法包含着规范属性和道德属性,这意味着人道精神与法定理念互为补充,意味着公正和人道成为刑事司法的目标。相对积极主义的特征是注重方法论的合刑性以及合宪性要求。     

法官续造法的伦理分析

无论在英美法系亦或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的司法解释行为一般被视为一种继续立法活动。然而,法律解释与法之续造并非是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毋宁应该把法官的法之续造与法律解释理解为同一思维过程的不同阶段。事实上,这一思维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虽然这三个阶段之间不能划出清晰的界限,然而其各自拥有典型的解释方法与技术。毋庸置疑,不管运用何种解释方法与技术,法官所从事的法的续造,都必须具有伦理正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法官造法进行伦理分析。立基历史与逻辑相互统一的视角,本文在对法律解释目标及标准的确立伦理作了探析后,着重对法律内之法的续造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这两个阶段进行了伦理审思。     

司法判决理由的法律解释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司法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表现。作为证明司法结果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法官的法律解释构成了司法判决理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应在司法判决中得以充分展示。为了改变我国判决书中法律解释状况薄弱、判决理由不充分的局面,科学合理地写明法官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解释状况就势在必行。     

行政示范诉讼的正当性基础

我国行政示范诉讼源于司法实践需要，缺少直接的立法依据和正当性基础，从而被质疑会减损当事人权利、影响裁判公正、程序构建缺少理论指引而呈现碎片化。证成行政示范诉讼的正当性，需应用共同诉讼理论和分析方法。根据行政共同诉讼分类的三分法，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具有诉讼的合一确定性，该性质与示范诉讼的程序设计相冲突，故不适用示范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职权型示范诉讼，以裁判的合一确定性为正当性基础，该性质确保了示范案件裁判确认的法律、事实问题可适用于平行案件，故法院可依职权启动程序、选定示范案件、依照示范案件裁判审理平行案件；普通共同诉讼适用契约型示范诉讼，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为实现诉讼经济而自主处分诉权、自愿承担诉讼风险，故程序启动、示范案件选择均需当事人同意。     

合同条款控制的正当性基础与适用范围——欧洲与德国的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对于合同条款,特别是对于格式条款的司法控制是各国法律的重要领域,也是比较法上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因为它能够说明一国法律是如何理解私法自治、公平、效率等基本理念的。确定正当性基础和适用范围是条款控制制度建构中最重要的一环。从消费者保护政策出发,欧洲法在"非单独协商条款"这一体系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条款控制体系,随后的统一法工程则逐渐把商事合同纳入适用范围。德国的《一般交易条款法》最初并不区分适用的合同类型,直到转化欧共体指令后才把消费者保护作为特别的政策考量。我国《合同法》最初的立法方案与实际的立法情况在条款控制领域存在矛盾。在借鉴欧洲和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从我国立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立法者可以考虑以防止合同自由的滥用与保护消费者的二分法重构条款控制的正当性基础与适用范围。     

裁判·解释·规则——民事审判中的法律解释舆规则

法官的裁判是司法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线，法律适用是法官在审判过程申最为重要的工作，也是维系司法公正的核心工作。法官如何适用法律，以及适用法律的水平与能力，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与保证，而且直接关系到司法社会功能的发挥。“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因此，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也是法官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要求法官具有准确理解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灵活运用法律，恰当处理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在此遏程申，法官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了解法理，熟悉法律，切实以公正之能求得公正之效。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发（2005）4号《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申提出了，加强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应着力提高适用法律的能力。．本文试图从民事审判的视角，论证法律解释内容及规则，以此对司法能力的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