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德国“社会国家”发展问题探索

本文以德国“社会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政治、法律等多角度全面阐述二战后60年以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变迁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2000年以后德国“社会国家”所面临的改革及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反思——一个秩序政策的视角

本文以秩序政策为视角，对欧肯的竞争秩序理论和米勒-阿尔马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德国的建立过程和重要节点进行了回顾，剖析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质内涵和发展轨迹，指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     

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

“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理论在德国的政界和学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德国对外政策的实践评介了这一理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国内稳定的市民社会和以市民社会价值观为主导的国家角色设计方案。在实践中 ,德国外交政策致力于多边主义原则 ,坚持“西方一体化”取向 ,推动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治化 ,但它同时也受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和影响。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仍然有其发展的限度。     

“德国母亲”和她的“儿童空中桥梁”

提起“空中桥梁”一词，大凡了解德国当代历史的人，都会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月里西方盟国为了抵制前苏联对柏林美、英、法占领区的陆路和水路封锁而组织的一条空中运输线。正是通过这条空中桥梁，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飞机，在１９４８至１９４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的食品和燃料，使当地的人民得以挺过了那场危机。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空中桥梁”早已成了历史大事纪年表上的词条，并逐渐为人们所淡忘。然而，一条新的跨越国界的“空中桥梁”，悄然从素有“德国通向世界门户”之称的汉堡市不断地伸向邻国…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对非战略的演变与新走势

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对非战略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边缘化和“9．11事件”所导致的重大调整两个阶段。而2011年德国对非政策文件的发布，堪称德国对非关系的“新思维”，反映了德国对非战略的新特点与新走势。德国对非战略的演进，以及其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成功经验，无疑将对中国发展对非关系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析

为了改变德国所面临的高失业率等困境,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推出了《2010改革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其中包括了针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哈茨改革”。本文首先从历史纵向上分析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然后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依托,指出哈茨改革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范式变迁,即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从积极型转向了激励型,这种转向不只是体现在政策目标上,而且也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本文最后论述了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期间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对哈茨改革的部分修正。     

“新中派政策”:“第三条道路”的德国版本

在去年９月２７日举行的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会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格哈德·施罗德一举击败了执政长达１６年之久的基民盟总理科尔。这给已是一片粉红色的欧洲政治版图又增添了一道迷人的瑰丽,被舆论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春天的到来和自由主义冬天的结束。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施罗德为使社会民主党尽早摆脱困境、获得生机,打出了“新中派政策”的旗帜,加入了风行于欧美政治舞台的“第三条道路”的大合唱。一、“新中派政策”的实质“第三条道路”是当今欧美社会民主党人为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环境等方面的全球性变化而提出的、试…     

“德国新政府政策走向及中德关系”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9年9月27日德国大选产生的联盟党一自民党联合政府经一个月紧张磋商，于10月28日正式诞生。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在京部分会员于10月30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召开“德国新政府政策走向及中德关系”小型研讨会，同时为明年4月召开第13届年会做准备。     

关于“Reparation”一词的使用问题

关于“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一词的使用问题李乐曾《德国研究》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杨德利《关于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一文。文章对德国战后实施战争赔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就德国方面在正式文件中未使用“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一词提出自己的看法。...     

“伙伴”意识与日本式民主主义

从日本人“伙伴”意识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政治中的“派阀”、“世袭”和“学阀”现象，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日本的集团主义，特别是封建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派阀”是日本各个政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着重以自民党内的“派阀”为例，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特点，也兼顾了民主党的派性并进行了分析；“世袭”也是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伙伴”意识的一种特殊反映，着重对其在选举中的作用和日本政界“世袭”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以出身大学相同而结成的“学阀”现象进行了分析。无论是政党政治中的“派阀”现象，各政党内存在的“世袭”现象，还是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学阀”现象，都是日本文化中“伙伴”意识的反映。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政治活动中以宗派主义的形式出现，却使小集团的利益高于政策的制定，甚至由此忽视了政治理念的实践。特别是它经常无视民意的结果，还反映了日本式民主主义的封建局限性。     

关于联邦德国“阶层社会”理论的综述

关于联邦德国“阶层社会”理论的综述丁智勇一、联邦德国阶层社会的主要标志依据德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德国社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８世纪到１９世纪中叶的德国封建社会可视作“等级社会”阶段；从１９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处于“阶级社会”阶段；而德国阶...     

从“矫正社会倾斜”转向“重建信任基础”——施罗德政府政策定位调整评析

１９９８ 年１０ 月２７ 日,“红绿联盟”上台执政,当时面临着战后最为严峻、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经济形势,施罗德政府把减少失业作为解决德国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的核心,作为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政策定位上存在着偏差,半年来,在具体操作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失误,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例如,疏忽或是没有处理好同经济界的关系等。为此,最近“红绿联盟”正对政策定位作重新调整,从“矫正社会倾斜”转向“重建信任基础”的政策取向,但是调整的过程将是艰难曲折的     

“新社会市场经济倡议”——一场有关德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讨论

文章介绍了近几年在德国出现的“新社会市场经济倡议”运动。分析该运动产生的原因及背景 ,介绍了倡议的主要内容 :新经济政策 ,新社会政策 ,新劳动政策与新教育政策。     

台湾当局利用“银弹”打“东南亚”牌会奏效吗？

台湾当局利用“银弹”打“东南亚”牌会奏效吗？李楚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当局对其东南亚政策与大陆政策都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和充实，现已逐渐形成体系。由于台当局的东南亚政策与大陆政策同其它国家的“对外”政策相比，具有明显的特...     

现代化视域下马来西亚“东向政策”的拓展深化及影响

“东向政策”是马来西亚1982年开始实施的对外政策，其主旨是同日韩扩大经济贸易关系，争取两国投资并学习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职业精神，服务于马来西亚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东向政策”有助于马来西亚突破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管理方式陈旧等难题。历经40余年，“东向政策”在目标、内容、手段与对象上得以拓展和深化。为了平衡主要国家在马来西亚的战略博弈，“东向政策”的战略意图从最初“以亲近日韩来弥补与西方国家的疏远关系”转向“加强与中国的交往来平衡主要国家对马来西亚发展的影响”。同时，将政策对象拓展至中国以使马来西亚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推动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学界对“东向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质疑，但总体来看，该政策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从传统农业国转向新兴工业国，加快了其工业现代化进程。     

“德国问题”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

“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一缠绕欧洲时局百余年的“德国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有什么影响?今天“德国问题”是否又重新冒头?德国在欧盟中“一国独大”意味着什么?德国的战略定位已是欧盟兴衰和欧债危机能否解决的关键.由此出发,本文从“德国问题”角度探析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