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史及法史学研究反思——兼论学术研究的规律

中国法史及法史学的研究自上世纪初形成以来,在法学界或为炙手可热的学科,或为可有可无的冷门。这种冷热两极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对学术目标的多种误读。比如,盲目地主张创新,单纯地强调学术服务于时势,本末倒置地将学科完善视为学术的目的等等。正是这种学术目标的误读,导致中国法史研究长期纠缠于方法的争论而忽视基础问题的研究。纠正学术目标误读的方式在于充分认识并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对基础问题的研究应在传承中创新;培养学人的独立品格,逐渐改善人云亦云的学风;将学科视为学术研究的途径而不是目的,以促进而不是桎梏学术研究的发展。     

从“非洲法系”到“非洲混合法系”——再论非洲法研究中的法系问题

关于非洲法系是否存在与如何划分的问题,曾是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但由于理论建构的难度以及非洲法的复杂性,对非洲法系的研究难以突破现有理论局限。然而,随着混合法系理论的成熟和非洲法研究的深入,"非洲混合法系"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中西二元"的思维局限,以更加开阔的视野重构非洲法研究的三维空间,既缓和了非洲法系能否独立存在的争议,又解决了非洲法系如何划分的困境,还能为学界进一步探析法系划分理论提供有效的研究思路。     

日本近十年的中国法史研究概况(1981年——1991年)

<正> 本篇文章是介绍1981年开始到1991年10年间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概况。写作中参照了滋贺秀三著的《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和现状》(中国法律史学会主编《法律史论丛》第三辑,法律出版社1983年11月版294—304页吕文忠译)。这篇文章是滋贺秀三在1981年6月到7月参加的日本法制史专家访华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的学术座谈会上发表的讲演稿(滋贺秀三是东洋法制史研究会的会员)。本稿中,七野敏光(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法学部)撰写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川村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撰写隋、唐、宋、元部分,中村正人(金泽大学法学部)撰写明清部分,近代部分及法文化论的现代研究由高见泽磨(武藏高等学校)撰     

“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和王振先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们分别撰著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法的哲学"部分和《中国古代法理学》,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的三个典型文本,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理学"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认同,使近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具有回访渊源和返本开新的可能。     

把脉中国法史——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瞿同祖先生第二部著作,瞿老平生著述寥寥①,而部部经典。《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称得上是奠定瞿老在中国乃至海外汉学界地位的一部著作。②该书自1947年初版之后③,历经一甲子之时光,现在仍为研究中国法制史不可忽     

“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近10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也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因此,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现"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的后果;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     

“法”的辨析——兼谈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畴

比较中国传统语境下"法"的本义与法的现代含义后,可以发现在今天的语境下研究中国法律史应包括如下范畴:(1)由皇帝制定或以皇帝名义所颁布的律、令、敕、诏、制等;(2)国家所认可的地方官吏所作出的判决及据以作出判决的依据;(3)国家没有规定也未以有形形式表现出来,但在生活中为人们所遵循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对判决及习惯的研究,但对律之外的令、敕、诏、制等的研究不够,需要我们从大量史料中去发掘与整理并给予更多关注。     

车文博先生对心理学"三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车文博先生在吸收借鉴、扬弃超越他人的研究视域和编篡原则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大胆探索,出版了数本(套)在国内外心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鸿篇巨制。车文博先生关于心理学三史的创新性研究,实现了从心理学知识史到认识史、从心理学学科史到思想史、从单一文化心理学史到多元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的整体性跨跃,体现了先生作为理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和心理哲学家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范,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民法的名称问题与民法的观念史——厦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所长徐国栋教授访谈

对法律史学科的看法曲　阳 :在第十四届外法史年会期间 ,能有机会与徐国栋教授座谈 ,感到非常荣幸。下面请徐教授为我们先讲两句话。 (鼓掌 )徐国栋 :我这次来参加这个年会非常高兴 ,因为看到法律史的研究这么兴旺。这个年会以前不是每年都开一次的 ,去年它的班子在湘潭发生交替以后才是如此。外法史年会的老一辈为学科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新班子年富力强 ,也占有各种资源 ,像何院长当会长有便利之处 ,为大家创造了很好的学术氛围。今年开会华东政法学院又有这么多的青年学者参加 ,不是你们采访我 ,我才吹捧你们 ,真的是看到华政在这方面…     

日本近十年的中国法史研究概况(1981年—1991年)(续)

<正> 三、明清1981年岛田正郎著有《论清律的成立》(《法律论丛》五四一二二三)。从黄册清本一直追溯到各种谕旨奏折,揭示清楚清律是如何成立的。滋贺秀三著《清代诉讼制度中对民事法源的概括性研究》(《东洋研究》4011)指明在州县的"自理词讼"中,裁决的根据是什么,即什么是民事法源。这是研究中国法史的人必读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村茂夫著有《论清代的老幼年者以及身体有残疾者的刑事责任》(《法政理论》(新泻大学)13—3),对由唐律规定和各方因袭而来清律上的恩典,被依据条例、判例而受到大幅度的限制的过程,以及中国     

珍惜中国传统法——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反思

在目前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法律史的状况有些令人担忧。在教学中,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制史的课时越来越缩减;而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为“选修”。这种学科的分野和讲授时间的匆忙,不仅很难将具有五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法较为客观地展现给学生,而且误导研究,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法的片面理解,进而造成社会对传统法文化的自信阙失。本文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学科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学科所具有的意义论证珍惜传统法的重要。因为珍惜是复兴的前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发展无法离开传统的平台,所以传统法的改造成功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形成发展之时。     

近代中国民法史研究的贫瘠之域:“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一个学术史的省思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的“实质民法”,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近代民法史研究的既有成果主要从局部和静态层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研究,且长期存在两种误解:一是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在中国近代民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未充分认识；二是对其由来、名称、内容和性质等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均认识混乱.对该论题的研究应力求宏观定位与微观考察、立法史和裁判史相结合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作全面专门研究,以期达到探寻真相并重新定位、展现发展路径和客观评估价值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目标,从而对近代民法史研究进行廓清、丰富和提升.     

神坛上的法学教育 读《拉丁美洲法律发达史》

虽然自然法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脱离了与“上帝”的联系，但回望法律的历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法”与“神”的历史联象对拉美现代法律观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固然使中国的法律传统之异质性得到了彰显 ,但与此同时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与时代特征也常常因此而受遮蔽。当我们以尊重的态度使用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方法时 ,还要对此种方法保持警醒。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理解法律史与中国法律传统 ,在当前的学界显得尤为重要。     

清华冠名，吹皱一池春水——真维斯楼的“法”“理”之基

刚刚庆祝了“百年”的清华大学再次曝出新闻，这次是改了一个教学楼的名字。报载，清华的学生到第四教学楼上课的时候蓦然发现，这座教学楼已经更名为“真维斯楼”，然后大家顿时凌乱于风中。很多学生认为商业味道过浓，因而加以反对，关注清华的社会各方也不甘寂寞，纷纷挥起各种大棒扔向清华……     

社会实在的规范性与公私法的界限——与徐国栋教授商榷民法的“公私法混合说”

民法的＂公私法混合说＂建立在＂强行法说＂基础之上,该理论通过区分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把私法的范围限于任意性规范。强行法说预设了一种缺少规范性的＂社会实在＂：一方面忽略了法律对社会实在的构造功能,没能看到强制性规范与私人领域的构成性关系;另一方面忽略了通过强制性规范所表达的私人自治的规范性要素,没能看到强制性规范与私人领域之间在合法性意义上的共生性。尽管公私法的划分问题具有可争议性,但强行法说因其对社会实在的理解存在偏差而无法成为一种妥当的公私法界限理论,民法的＂公私法混合说＂自然无法成立。     

反“家暴”，亟待立法给力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因“家暴事件”被媒体关注，也引出《反家庭暴力法》于2011年10月立项论证，年底前完成的消息。一贯推崇“家和万事兴”的中国家庭约3成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此类单项立法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隐患，造成夫妻之间拳脚相对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方法、材料和细节——以清代州县审断问题研究为例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尚存在诸如以西方或现代立场解释传统中国法现象,依据档案资料不足以及忽视细节在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等问题。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应当做回到历史情境中的努力,尽可能运用档案材料把当时的问题说清楚,而不必受制于所谓理论框架的束缚。在注意使用合适的档案材料、材料与结论的相关性以及对细节问题的厘清的基础上,如实反映历史事实,才能对中国法律制度的研究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宋代“折杖法”考辨——兼与薛梅卿先生商榷

折杖法是宋代笞、杖、徒、渡四刑执行制度的一般规定，颁行于宋太祖建隆四年。宋徽宗时期颁行的“大观更定笞法”和“政和递减法”是否是“建隆折杖法”的修正法，学术界存在着分歧。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考察、辨析，肯定了“大观更定笞法”、“政和递减法’’是“建隆折杖法”的修正法。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以人为本”四人谈

刘旺洪(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在这个“五一”长假期间有幸请到了我国四位著名的法学家，他们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吕世伦教授；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教授。今天，四位著名法学家共同给我们开设一个四人谈，主题是“‘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下面请四位专家用现代法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解读“以人为本”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