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案件增多，社会进步的“晴雨表”

核心提示：从“民告官、立案难”到“民告官、不怕难”，再到“民告官、可胜诉”，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百姓通过法律手段起诉政府的案件明显增多，传统文化中“民不敢告官”的历史大为改观.     

破解“立案难”

受缚的诉权 在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难”中，立案难被称为“难中之难”。作为行政诉讼的起点，“民告官”一旦被挡在人明之外，意味着其后所有环节都无法展开。这是坊间质疑最为激烈的“民告官”关卡，而解决这一一“难中之难”，亦是此次行诉修法的“重中之重”。     

从败诉率30%到满意率95%的嬗变——日照市中院推进行政审判侧记

从“民告官”诉讼频发、行政机关败诉率最高时达到30％，到连续4年未发生一起因处理行政争议不当而引发的矛盾激化、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件，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这种嬗变是如何而来的呢？     

速读·锋评

公开三公经费不能止于“公开”;转变会风需要“上下兼治”;放下架子坦然面对“民告官”     

行政诉讼法大修:让“民告官”不再难简

希望通过修改这部法律，让“民告官”渠道能够更加畅通，改变“信访不信法”现状，朝着法治中国的目标向前再迈一步。     

行政诉讼：“一把手”出庭是否“作秀”？

古语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要为民解难；谪乡野，要替君分忧。随着“民告官”案件的增多，作为行政诉讼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如何保障实现诉讼过程中的平等，推动依法行政。在当下，亟需一种“非权力”的制约。     

德日行政诉讼种类制度的启示

随着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尘埃落定，对三大诉讼法之一的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一项数据表明，全国每年的民事案件达到数百万件，而行政案件只有区区十来万件。大量的民告官案件游离在行政诉讼程序之外。究竟是什么羁绊了“民告官”蹒跚的步履呢？     

140万件“民告官”见证民主法治进步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这部法律确立的重要原则——“民可以告官”——改变了我国历史上没有“民告官”的制度传统。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1989年－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40．5085万件，审结140．1532万件，结案率达99．7％。     

“民告官”立法 21年前的重庆破冰

21年前，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此举开创了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先河。为“民告官”打开了法律通道，颠覆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民不与官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     

“民告官”为何难

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基于这几年来，全国众多“民告官”的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政府法定代表人几乎从来不会亲自出庭的现实。据统计，亲自出庭的政府法定代表人在全国不超过千分之一。     

重塑行诉权威

“执行难”的悬顶之鞭 “民告官”的诸多困境中，执行难是长期存在的又一棘手难题。这意味着，当事人历经千辛万苦赢了官司，得到的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而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的努力，也因此前功尽弃。     

一部法律的荣耀和窘迫

2013年12月23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初审。这部坊间俗称为“民告官”的法律，在历经23年五味杂陈的运行后，终于首次开启了修法之旅。如同23年前行诉法的施行，激起了观念和制度的巨变，23年后的修法，也注定深刻影响民主法治的走向。盖因“民告官”的背后。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公权与私权的博弈、行政与司法的纠葛等各种复杂因素。围绕行诉法所展开的诸多修法构想和争议，已远非普通意义上的法律改造，而是深深触及体制性、根本性的症结。     

以“独立”摆脱“干预”

干预下的司法困局 “民告官”举步维艰的窘迫，也是现实司法环境的折射。几乎所有的行诉案件，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地方政府乃至党委等机关的不当干预，成为法院独立、公正办案的最大阻力。     

关键在于确立执法为民的理念

发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该由谁出庭应诉？目前本市各级法院正积极倡导和支持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和旁听。不久前,静安公安分局主要领导就一起行政诉讼案亲自出庭坐在被告席上应诉,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重庆不简单，敢为天下先”——从我国首部“民告官”地方法规诞生看重庆民主法治建设30年

1987年，重庆在全国第一个推出了“民告官”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草案）》，并于1988年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又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依法批准而正式颁布施行     

贵州金沙“官告官”

“民告官”不稀奇，“官告官”还是头一遭。2014年10月，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对该县环保局提起诉讼，原因是，环保局没有对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进行处罚。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将行政机关告上法庭，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活跃的温州——发现财富的眼睛

温州是“中国制造”的缩影，它生产出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温州模式”的一个特点。2008年民营经济占温州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0．9％。温州人口近800万，1／4是商人；有近50万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经商，被称为“温州帮”。     

行政诉讼十九年：搭建官民平等对话的平台

●1990年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中国的“民告官”从此有法可依。然而当时，公民不愿告、不敢告、不会告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机关也怕当被告、怕出庭应诉、怕败诉：法院则面临着社会的种种压力，出现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现象。     

挑战公务员招录歧视第一人

刘家海，广西南宁市勘测管理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自2003年报考公务员因超过了35岁一天而被拒后，他持续状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和相关部门，至今已打了或正在打10多场“民告官”官司。这起首例公务员招录官司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开庭当天，许多人涌进法庭旁听，向刘家海表示支持。一名参加旁听的男子向笔者述说，他们当地一家单位招考公务员甚至要求报考者年龄在25岁以下。     

制度实施谨防“缩水”

随着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如何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如何增进群众对行政机关的理解和信任、怎样在法律框架下形成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这一系列问题又摆在了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