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基于文化整合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文化是国家治理最为可靠的力量与资源,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支撑和引领作用。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性文化的中国社会文化特质,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而进行文化整合则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     

慈善组织的税收调节与跨部门认定监管

正税收的首要功能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税收越来越成为公共治理的基础,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在经济领域,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依靠合理税收政策来鼓励公平竞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领域,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柔性、灵活等特点,对于调节、引导和规范各种参与主体的行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当然也是纳税的主体,但是由于社会组织是接受捐     

“枫桥经验”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

"枫桥经验"作为我国政法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一直服务于努力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矛盾纠纷的社会治理实践。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支撑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具有迫切的需求。"枫桥经验"作为一种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创新方式,跨出传统社会治安治理领域,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促进理念转变、矛盾化解、社会创新基础建设等积极作用。     

在培育现代公民中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的重建,也内含了人的自我重建,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互交织共同汇成历史变迁的进程。人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主体,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相应的公民素质。因此,在治理变革的实践中培育现代公民,通过提升公民素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是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缘起及其借鉴

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国家治理、塑造并引导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有:厘清政社关系定位及其功能边界,确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资本培育与整合,发展和丰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倡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公众参与,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作用;实施全程无缝隙有效监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和行为秩序。     

论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与优化策略

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中国智慧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国家治理范本,亦成为与其他国家一道进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同步,离不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则有赖于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中国亟须精心打造融通古今中外的现代话语体系,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可以按照明确构建目标、夯实构建基础、优化构建策略的逻辑理路,来把握和构建中国的现代话语体系,使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小康社会视域下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以执政风险问题为例

在新世纪新时期，基于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和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当代执政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执政环境的变化和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防范执政风险是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应当从争取与依靠群众、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四大方面着手。     

社会资本与全球治理

治理是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权力由政府向市民社会回归的行为。社会资本是市民社会中的契约性规则。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使社会资本扩展到国际领域。社会资本作为博弈规则,其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就是全球治理的过程,它使全球治理最终得以实现。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民间传统权威参与共治调查--以凉山州M县J乡德古参与治理现状为例

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构建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凉山彝族地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民间传统权威德古作为知晓彝族习惯法的纠纷调解者,对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彝区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社会治理路径的重要动力。对凉山彝区传统权威德古在基层参与制定乡规民约、调解民间纠纷、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等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梳理分析,探讨其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可推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与改善。     

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党对三大规律进一步深化认识的结果。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经验的深刻总结与提升;把构建和谐社会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对社会动力与平衡机制运行规律的进一步揭示。     

略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

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张,其中社会治理是保证我国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自身独特作用。统一战线是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新社会阶层以及海内外同胞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大团结、大联合的属性,尤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界别、新的社会阶层的团结和协调作用重大。因此,统一战线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协调社会各方各界关系,团结社会各方力量,服务社会治理,将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降低执政成本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执政成本高，必然影响社会和谐。因此，降低执政成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社群主义、服务型政府与善治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善治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必经途径.社群主义提出的公益优先、均衡个人与社会、维护社会公平、建设积极政府等主张,对创建服务型政府、实现善治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