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社会变迁与社会管理创新:从“管理社会”到“协作治理”

社会管理是官学两界热议的话题之一,但官学两界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却存在分歧,其本质就是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间的冲突。诞生于工业社会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在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社会问题面前渐露疲态,创新管理模式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成为必然。协作治理模式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寻求一致性的公共政策,其所主张的全方位参与模式及参与主体间的对等关系,不仅迎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更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所在。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种创新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因应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就理论内涵而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建共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价值、方式与目标，这四个方面完整地建构了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治理理论架构，体现着深厚的政治哲学意蕴和理论旨趣。     

民事权利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与运行机制探析

建设法治社会,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和战略任务。法治的价值判断和终极价值追求是保护民众的私权利与最大福祉,这就势必要求建构以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坚持并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系统化、立体式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始终秉持民事权利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随着科技的发展,应借助科技支撑赋能社会治理创新,培育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进程与实践逻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从局部执政向全国范围执政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纪元的开始。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家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综合分析、科学判断党执政规律的侧重点,形成了不同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根据时间线索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力量单一主导的国家管制模式(1949-1978),市场经济转型中政治力量主导、经济力量逐步发展的国家管理模式(1978-2002),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2002-现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发挥自身已经积累的历史经验和发现自身在未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不足,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基层治理需党组织“引路”

基层党组织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肩负推动发展、汇聚民心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是科学优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基层治理中,要打造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立体模式,开辟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念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蕴含着社会建设理念的创新与升华。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念从管理到治理,治理理论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我国社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得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念创新,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系统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科学总结以往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与时俱进地丰富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许多新决策新部署,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提供了行动遵循。     

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得以实现，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统合能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利益整合和价值塑造。“政党统领社会”分析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生动呈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传统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取得成就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管理模式的变迁与创新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渐进式改革并吸收国外区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区域管理模式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以"改革开放"的提出为标志的行政区管理模式、以"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为标志的经济区域管理模式、以"五年计划变五年规划"为标志的新区域主义兴起模式和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为标志的迈向区域治理模式的阶段,这一转变过程也反映出了政府对区域一体化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新时代后,中国面临新的变革和挑战,原有的管理模式在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区域管理迫切需要新的模式。为此,借鉴新区域主义的区域管理主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未来的区域管理创新,旨在形成"中央统筹,地方为主,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区域治理格局。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公民社会视角下党内治理模式的现代化

党内治理是政党改革自身及其领导方式以适应新环境和迎接新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变革传统的党内治理模式,实现党内治理模式的转型。     

推动治理法治化 创新社会治理观

逐步推动法治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因此,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围绕法治化精神的传播、法治管理模式的完善展开工作、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持续变革治理模式,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格局。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冲突治理创新研究

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的复杂网络结构特性,创新社会冲突治理迫在眉睫。通过以复杂系统理论和协同学原理为基础,探究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的复杂网络结构特性,系统分析我国社会冲突管理面临的数据困境,提出了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构建"整体型政府"、创新大数据嵌入的制度与管理模式、提升多元主体信息处理能力等社会冲突治理路径创新建议。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探究——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变革

从十八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治理,这种提法的"瞬间"的转换令不少人疑惑。比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各自的实践,有助于说明变革的原因。社会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显示出了它的合理性。我国深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放松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变革为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契合我党的群众路线理念。     

以党的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街荆楚印刷工党支部的实践与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街以松柏岗社区外来人口管理为突破口,引导和帮助外来务工党员建立党支部,以党建带社建创新社会治理,走出了一条以服务促管理,实现以外管外、以外带外的新路子。本文从"创新模式建立支部、创新思维促进服务、创新手段优化管理"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