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对地方立法的启示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首次使用了"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一提法,赋予了"治理"一词更加丰富的理论意涵和实践色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明确提出"国家和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契合了世界范围内公共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机制、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乡镇、街道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意义尤其重大。     

社会治理专家学者纵横谈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至此,"治理"成为中国新常态表征之一。国家层面,突出国家治理新战略;社会层面,强调社会治理新体系;社区层面,注重社区治理新模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之一,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     

社会学视阈下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治理"这一基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讲话,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论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围绕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深入阐释"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的逻辑理路.把握重要论述内含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以及两者间的互嵌性,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人民共享治理成果奠定理论基础.     

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

"国家VS.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研究国家组织形式和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视角,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分析范式。然而,在运用该理论范式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了"社会"一侧,以至于国家和政府成了一个黑影,这种社会中心论不利于考察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性。随着本土化崛起和理论自觉的呼吁,国家开始回归,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研究兴盛。受此研究转向的启发,应用新经济社会学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剩余控制权"思想,考察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塑过程,或可为中国学界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治理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探索性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创新社会治理 走出维稳体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在整体上,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领域因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积攒了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我国的社会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维稳怪圈"的出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走出过去社会管理的某些惯     

中国社会治理十大原理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上论断勾勒出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基本框架和基本体系。以此为指导,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总结出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十大原理。     

浅谈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县乡人大工作与建设

正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报告强调,要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纵览报告全文,论及"国家治理"16次、"社会治理"11次、"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和强调"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是对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创新。报告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和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和任务,以及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具有前     

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的源流与趋势

当代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对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各方治理主体,都有着较高的要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仍处于发展早期。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与我国国情结合,不能照搬。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既需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亦需要公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良好运转的市场经济更是必不可少的依托。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治理理论的神奇效果,它仍然只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模式。     

发挥政治优势,推进“村改居”社区文明建设

<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城乡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村改居"的治理实践,对于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的一种模式,"村改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将原有的基于地域空间和血缘伦理的"乡土文化",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城市文明内涵的"社区文明"。改     

整体化分散治理:一种新框架——基于津、杭、深的公共代理机构比较分析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化治理"是当前治理理论研究的热点,"分散化治理"指出长久以来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嵌入、吸纳或渗透的严密等级组织形式,对当前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因此要求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但是,"整体性治理"认为,当前我们做的不仅是政社分开,创造更多的社会治理新主体,同时还应加强建设各类主体间的协调互动机制,增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联动性和调控力。但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行政色彩较浓,政社不分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强调"整体性",有抹杀社会自主性,为政府权力垄断开脱之嫌。一时间两种理论均面临着"理论"与"实际"难以接轨的现实困境。结合目前我国公共代理机构的改革,如何既体现独立自主的分散治理,同时又兼顾国家整体性发展思路,这就迫切需要将"分散化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整体化分散治理"理论构想,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新时代民政社会治理工作的科学定位和着力点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以来,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社会治理"概念。民政作为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观点荟萃

正习近平为何提出"第五个现代化"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新四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是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它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主体间性:社会管理持续变迁的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对主体性反思与超越的主体间性在社会管理中主要体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国外相关社会管理理论中福利国家理论表达了一种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构了一种市场神话主义,建构起"企业家政府";"第三条道路"理论寻求国家与市场间的综合;治理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市场与社会是治理公共事物的合作伙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单位制与人民公社体制建构起国家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型时期,国家创造出市场这个合作伙伴,社会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育,社会管理开始出现多元主体;社区制中,国家将市场与社会看成合作伙伴,建构起党委、政府、社会与大众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国外社会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管理事实都遵循着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主体治理转变的轨迹。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主体间性不仅有助于解释国外社会管理理论演化与国内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而且可将其勾连起来研究,以指导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再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构建五大法治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对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全会不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内容。"法治体系"和"法律体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制度体系;而法治体系是立体的、动态的、有机完整地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纳入其中,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前者重点在于建立法律规则,后者则强调实现规则之治。实践表明,法治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实现治理价值目标的最佳途径。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就没有国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关联在于,革命化的现代国家缔造过程致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革命胜利所依凭的"群众路线"发展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模式——国家运动,进而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局面;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意味着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模式,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实现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我们对群众路线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价值层面的群众路线即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应该转化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同时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作用,并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提升

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内容,而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政府治理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随着我国改革策略从"效率至上"向"公平至上"转变,国家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重要时期,各治理主体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