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述评

一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的。作为中国文化奠基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通过倡导“仁”即人之道德理性,充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从而创立了儒学。孔子之后,儒学不断发展。到战国时代,经孟子、荀子等人的推展,儒学成为显学之一。至西汉时期,经董仲舒的提倡,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魏晋…     

现代新儒学三题

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儒家资本主义”则是一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主张。近现代新儒家提倡“融汇西方新潮、挺立自家传统”,他们批评了西方文化“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不平衡”,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平衡发展。现代新儒家主张从儒家传统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他们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是千古不易的“恒理”,人们对其只要继承,无需超越。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上,我们可以从现代新儒学中获取有益的借鉴和理论思维的教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学术批判

20世纪40年代新儒学运动精心构建新儒学理论体系,践行自由讲学精神,同时还实验社会改良的政治理想,因而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是一种学术派别、学术思潮,但又不单纯是学术思潮,它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新儒学运动在文化观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学理分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唯心主义实质开展学术批判,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     

略论中国文化建构的指导思想

纵观文化发展史,每一次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都会引发国人对建构自身文化的指导思想的苦苦探寻。 “五四”前后涌现的、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学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如梁漱溟、张君励、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他们面对中国传统理论和价值系统的崩溃,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痛心疾首。他们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主张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主导地位,弘扬儒学,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融合中西,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现代新儒学在建构中国文化的基本思路上,立足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其进步性和可取之处在于具有自强自信的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但其政治立场是相当保守的,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建构的指导思想,贬低甚至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等方面的功绩。现代新儒学一个致命的弱点是把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并把儒学的复兴看成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理想归宿。这种从思想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体现了新儒学思维认识的局限性,又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     

中国传统治理观念的现代转型——兼议牟宗三的政道治道说

牟宗三以政道治道说为理论工具,对中西治理观念进行了卓有创见的剖析。中国传统治理观念注重对德化治道的阐释和运用,在政道上却几乎未有涉及,整体上呈现出"无政之治"的特征;而西方近代以来的治理观念则正为相对,在政道上成就卓著,开启了民主政治。中西治理观念兼有利弊,中国传统治理观念现代转型的方向当是向着恢复政治的本义迈进。为此,牟宗三提出了新内圣外王的转型路径,对其可做出以下三点认识:新内圣外王是儒家在治理观念上的新发展;新内圣外王的实现重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新内圣外王在实践上最终是要构建一种超越中西的全新治理。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怎样看待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宋明新儒学而言的。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被称为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是特指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港台学者推奉熊十力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大师”,其根据是港台几位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皆出自熊氏师门。有人则认为现代新儒学导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梁     

论中共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对文化建设的理论贡献

综观中国共产党 80年的历史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核心都十分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科学地回答了“古今中西”文化之争 ,解决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出路问题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 ,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支点。鸦片战争后 ,中国民族危机接连不断。由此而来的各种剧烈冲突 ,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 ,就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 ,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文…     

儒学的当代新形态

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在历史上总是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形态，总是不断演变为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学，儒学在当代也依然会找到适宜的出场路径，从而获得儒学的新形态，将儒家的义理、价值和原则，合理转化为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 相对于先秦的经典儒学，其后每一代的儒学都是新儒学。一种完善的新儒学，必然是按照孔子所重视的“仁”与“礼”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要对作为儒家核心义理的“仁”作出新的论证，使新儒学表现为阐释和论证儒家仁义思想的新仁学；后者要对实现“仁”的社会方式给出安排，使新儒学表现为落实于现实生活的新礼学。     

文化保守主义与多元现代性

与韦伯等经典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趋同性不同,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差别性和独特性.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因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儒学价值对于东亚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并进而强调回到传统、回到儒学.因此,强调儒学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成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多元现代性,否认现代性只能从基督教文化生发出来.但文化保守主义究其实质仍是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版本.     

文化保守主义与多元现代性

与韦伯等经典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趋同性不同,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差别性和独特性.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因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儒学价值对于东亚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并进而强调回到传统、回到儒学.因此,强调儒学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成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多元现代性,否认现代性只能从基督教文化生发出来.但文化保守主义究其实质仍是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版本.     

后现代语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当今世界大组合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强劲生存发展，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潮和运动，其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是西方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欧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产生，对18世纪以来以启蒙思想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所确立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否定、解构、超越和重构。     

在科学创新中加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当前,我国作为改革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社会转型时期;国有企业仍处在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公众意识流动多变,人们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多变性普遍增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社会环境、企业形势、工作对象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思想政治工作要被广大员工群众所接受所认同,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中有效发挥政治保障作用,必须适应社会转型、企业改革时期的时代形势,注重改进创新.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下)

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上)

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典范——读《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方克立先生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出版,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件盛事.在这本书中,方先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了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论争.尤其是在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理论得失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对80年代文化讨论的总结和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分析,对“综合创新论”文化主张的阐释等方面,这本书中的许多论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虽然对这本书的全部意义人们尚需要逐渐加深理解,但在笔者看来,它确实树立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哲学史研究中,无论是搜集、整理资料还是进行分析、论述,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方克立先生主持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从零开始,因此有必要把占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写了和说了些什么作为     

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

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的关系是:在当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思想运动中,生活儒学更接近于海德格尔现象学,但对后者进行了根本性批判,由此重新获得孔孟儒学的"生活"观念;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之间既有可对应性,又有非等同性;生活儒学承认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转换,但解构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还原到生活存在的本源视域。     

马克思主义与大陆新儒学关系论析

文章指出,大陆新儒学思潮的某些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合的,而且它事实上已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应对大陆新儒学思潮的挑战,有着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并要努力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这场没有硝烟战斗的胜利,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社会思潮的在野性

社会思潮的“在野性”问题,即社会思潮与代表国家意志的社会主流思想或主导文化之间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当前,在社会思潮“在野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思潮之所以称之为社会思潮,就是因为它的主要思想和主张不能为社会主流思想或主导文化所接受,对社会主流思想或主导文化来说,社会思潮总处在“在野”的地位,并对社会主流思想或主导文化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思潮与社会主流思     

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论儒学之特征

牟宗三将中西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两大骨干:西方哲学是"知识的学问",它以"自然"为主导观念,其主要内容为讨论"形成之理"的本体论和讨论"实现之理"的宇宙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它以"生命"为主导观念,性理、玄理和空理构成了其主要内容.在中国哲学中,释、道两家只是"旁枝",而儒学才是中国哲学的"主干";作为"主干",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其主要内容:一为主观方面的修身,二为客观方面的家国天下.牟宗三认为,因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儒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故可实现对西方哲学的超越和"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