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合理性的科学内涵

行政合理性是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体现,它突出表现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中西行政法学家的视野中,行政合理性原则有不同的内涵及要求,但都存在缺陷。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包括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行政程序的合理性两大内容。     

反思我国行政立法中的参与机制

行政权的扩张带来的行政立法权的膨胀,加上行政行为的日益复杂化、专业化,使得行政立法过程成为一个权衡各方利益的政治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的参与机制对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至关重要。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合理性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力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权力,其膨胀和错位对依法行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的有效手段,要求行政行为客观、适度,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其规制的核心内容是立法规范、司法审查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     

DSB非违法之诉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启示——小议美国与日本胶卷进口案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非违法之诉”确立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国家合法(但不合理 )行为所产生的国际责任 ,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成员国的期待利益。在适用法律方面 ,不局限于有关协定的具体规范 ,而是扩大到适用诸如保护合理期待等WTO法律原则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所追求的公平竞争的目的。本文借鉴DSB非违法之诉的典型案例———美国与日本胶卷案 ,提供中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由思想原则向法律原则转化的可行方案 ,充分认识和利用行政合理性原则 ,使其作为保障公民利益的最后屏障。     

和谐社会取向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失范与规制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的发展取向,加强对行政合理性的司法审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合理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失范的分析,提出了规制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对策,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行政诉讼的合理性审查

伴随着近代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变，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张，行政诉讼的合理性审查应运而生。我国由于法律素质和人员素质的低下，建立合理性审查更显迫切。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的合理性审查，已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及合理性标准予以规制。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失当行政行为

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实质法治主义规范行政行为的新形式。它对行政行为的规范范围直接决定失当行政行为可能发生的领域和形式。不同的合理或者不合理标准直接影响失当行政行为的构成。违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失当行政行为因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故并不属于合法行为。但因其又没有完全达到违法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不能定性为违法行为。从严格法治主义出发,可以视失当行政行为为违法行为,只是这种被视为"违法行为"的不合法行为,与真正的违法行为相比,在法律责任的承担方面,因其违法程度不同而应有不同。     

试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幅度范围之内行使得是否合理适当,为法定权限范围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提供了依据。本文着重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功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具体要求及主要形式构成,特别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合理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探究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层面和行政职权内容层面看,行政自由裁量权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它的合理存在并不表示这种权力能够被合理的运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进行必要的控制和驯服,最佳手段是合理性控制。行政合理性控制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立法规范、司法审查、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来规范行政权的行使。     

"以人为本"理念下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之反思与重构

"以人为本"作为当今最热门的政治话题,反映在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主体树立人本法律观,重视行政合理性.因为"以人为本"与行政合理性原则都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本文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了考察、反思,并对其地位与适用进行了重构,以期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法官角色视野下的裁判理性——以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介绍为分析范本

我国法官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丛。法官角色多元性导致了法官常会同时受到多种社会角色规范的调整与制约，导致其裁判行为往往围绕着“了断纠纷”展开，努力以“案结事了”结束，而不过分在乎是不是能够呈现完美的“规则之制”。这一法官角色视野下的裁判现象所呈现出的裁判理性，彰显了一种正在东方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间穿行超越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文化的融合；揭露了一种仍在传统模式与现代格式之间彷徨徘徊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方式的转变；昭示了一种正艰难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选择取舍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价值的重构。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引入和应用

行政比例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都是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控制,但二者仍有不同之处,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其更具有操作性,比例原则引入我国,可应用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之中。     

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刑法解释中的合理性诉求

从真实性标准转向合理性标准是现代理论范式转型的体现。合理性诉求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根本性论题,它是基于对正义的向往,根据真实的事实和材料做出的符合刑法规范的目的的法律论证,并且它大体上可以为当前社会所接受。在合理性诉求的实践中,必须根据法官、起诉者、被告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建立一种对话式的论证模式,谋求事实共识,达成规范目的的合意。     

从形式价值的角度看审判的合理性

西方学者威廉姆.露西教授认为:作为作出判决过程的审判首先应当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即审判应具有合理性、满足合理性条件。同时,审判作为能够引发国家强制力释放的行为必然应具有合法性。审判是法的实现的一个环节和独立的过程的前提,审判的作出具有理由;理由的归类即具有“真理由;”通过理由的衡量找出“不容辩驳”的理由。作为“合理的过程”的审判之“合理”体现在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的审判中。     

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

认识的主体性与人的自由属性紧密相关,主体性是个体自由力量展开的形式和结果。主体自由的合理性规范的缺失引致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真理既和我们的“理由”相联系又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认识的主体性必须以理性为根据,以实践为依归。     

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

刑法理念是刑事司法理念不可或缺的内容。面向2 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首先要求对刑法理念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应立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对范畴,并以此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做深入的挖掘。罪刑法定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其价值取向的,因而应当建立形式合理性的刑法观念。如果不想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一个口号或标语,就必须注重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问题。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涉及司法体制、司法理念和司法人员的素质等问题,特别是应建立这样的司法理念:罪刑法定原则下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公务员角色定位的困境分析及对策思考

对公务员角色的定位历来是公共行政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传统的行政学及其继承者——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把公务员定位为"公共人";公共选择学派则将公务员定位为"经济人"。但各种研究范式的分离与竞争始终没有摆脱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人性假设"和实证研究范式的限制。公务员角色在现实中发生错位,其背后所反映的是管理主义运动兴起过程中公共行政陷入的身份危机。社会建构主义重视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把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而不是将其作为抽象的个体加以定位。因此,通过自由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手段,形成一种自我认同、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或许是走出公务员角色定位困境的新路径。     

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之刑事责任新探——从“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欠缺合理性与合法性,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的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作出正当的个案裁判为己任,在审判中真正做到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