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人性论的逻辑构成

荀子的人性论在先秦人性学说中独树一帜。他主张“性恶”,与孟子“性善”论背道而驰,故多为宋儒诟斥。荀子将“性”孟子之“性”的形而上品格,重置于经验世界的价值判断坐标中,并重寻人之所以“恶”的终极根据。一方面,他提出“情”、“欲”是“性”趋恶的诱导机制;另一方面,又通过“心”的节制和“伪”的功夫,规划出人性应然的救赎出路,即人性指向“善”性的复归运动。     

从荀子与韩非子的性分看儒法分野

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恶.荀子的性恶看起来是对性善的诘难,荀子的性恶不仅是荀子政治理论的基础,更是对孟子的性善的大发展,同时还是儒法两家重要的分水岭.     

知识、人性与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知识与人性一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基本上以善恶阐释人性,而在知识的纬度上,根据拥有知识的多少也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还有理性与感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知识往往也是人性的构成要素。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贬抑人的生物属性;而西方人性论则偏重人的自然属性和认知属性,并给予正面评价。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人性论使得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最终都走向人治或人治下的“法治”。西方因有了自然法中的“平等”因子,治理模式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三品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董仲舒对人性有许多论述,而性三品并没有进入董仲舒人性议论的正题.董氏提出了“性者质也”的命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中有善、恶两种因素,人性可以概括为性善情恶,而性善情恶不过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善情恶,所以人待教而善.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董仲舒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他说:“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     

论中国违宪审查机构之设置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运行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机构设置的问题。考察了各种有关机构设置的建议之后,可以认为只有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的前提下,并突破对“改革”与“改变”、“性善”与“性恶”的认识,才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的违宪审查机构。综上考虑,设置宪法监督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是恰当的,可以把宪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运作起来。     

论我国高校管理理念中四对关系的把握

新形势下的大学管理,应当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把握好性恶与性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管与不管、科学与艺术四对关系,从而营造和谐的管理体系和人文环境,最终促进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先秦儒家关于道德品性的思考

道德品性的培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也是先秦儒家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孔子将"为仁"作为道德品性培养的最高目标,并从"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方法、 "为仁"的作用等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为孔子"为仁"学说找到了人性根源与普世意义.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从另一个角度为道德品性培养的普世性找到了人性根据.性善与性恶,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道德品性培养的必要性寻找理由.     

荀子人性思想及其管理学意义研究综述

荀子＂性恶论＂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其他人性思想,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竟与西方管理视角下的人性假设有着某种默契。归纳荀子的人性概念界定、＂性恶＂之原因,从管理学角度切入研究＂性恶＂假设的必要性,深入发掘荀子人性思想的现实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学管理理念中四对关系的把握

新形势下的大学管理,应当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把握好性恶与性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管与不管、科学与艺术四对范畴的关系,从而营造和谐的管理体系和环境,最终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以德治国"的宪政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法治与宪政自然也不例外."性善"与"性恶"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构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而对人性"恶"的假设,构成了西方国家宪政的理论基础.这种假设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有可能背离宪政的对权力进行制约以达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初衷.中国要进行宪政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必须继承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同时应充分吸收、借鉴和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这是将"以德治国"纳入我国宪政机制的合理依据.     

人性预设视域下宪政的内核与外延

人性善恶的论说，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重抽象预设观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人性在宪政制度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人性阴暗面的正视与分析，阐述了现代社会人性之复杂性与宪政制度的相互关系。     

犯罪根源之再认识——人性恶抑或制度恶

在由来已久的犯罪根源讨论中,形成了人性恶与制度恶两大分野。从犯罪之恶推演人性之恶,将人性恶作为犯罪根源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很容易将犯罪预防引入歧途。同时,将人性恶视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种先验性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人性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制度可以控制人性之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论是由社会下层人员实施的传统犯罪与新型的仇恨社会犯罪,还是由社会管理层实施的白领犯罪主要都表明制度之恶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现实犯罪的存在样态、规模乃至发展趋势,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相关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缺陷。同时,确认制度之恶是犯罪之源,不仅仅是尊重基本人性的必然要求,更是有效预防犯罪的根本所在,唯有不断夯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性制度基础,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法制建构与人性善恶的角色分配

（一）“性善”论与中国的人治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性善”思想就已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成为为专制政治辩护最有力的工具。     

他律到自律: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一、人性与他律人性就是人的本性,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历史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人性善恶是人类思想特别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思想家们便围绕它一直争论不已。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性亦善亦恶论始于战国时的儒家世硕,发展于汉儒董仲舒,至扬雄则提出性“善恶混”的著名论断:“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     

论犯罪人的帮困扶助——以社会支持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在性善或性恶的切入点、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不同与冲突。理论的冲突与融合往往带来实践的思考。以两种理论的冲突看犯罪人帮困扶助,它既是一项预防犯罪的举措,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而构建和谐的"社会联系"是其科学发展的基础与着力点。     

从人性预设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基于解决人的问题,在每一项制度设计的背后,都必然暗含着对制度的主体——人及其本质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也导致了中西法律制度构架迥然而异,中国传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采取人性善的假设,由此形成人治传统。而在西方则恰恰相反,基于对人性特别是政治家本性的悲观假设,由此形成法治传统。纵观中外思想史,以人性恶为基点的政治制度恰好弥补了人性善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不足。而作为现代社会一个基本制度的法治应基于双重的人性假设之上:在私域要对民众采用人性善的假设;而在公域要对当权者采用人性恶的假设。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法治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法治是可能的。     

透视我国刑法实然中的性善观

在我国刑事法律文化中弘扬性善观,严重阻碍法治的进步。在实然中,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阶段都坚守传统的人性观;以期待可能性理论、累犯制度、重婚制度为例,论证应然中静态的刑法理论所蕴涵的人性观,均与传统性善观相悖。     

公安文学与人性之光

人性是文学的核心。公安文学以扬善惩恶为主题,以表现正义法律与人性恶的斗争为主要范围,因而公安文学必须直面人性。警察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人性。早期的公安干警形象,已初露人性的闪光。到新时期,警察形象明显向人性倾斜。到了二十世纪末,出现了完全人性化的警察形象。未来的公安文学更期待人性之光的照耀。     

论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

人性善说由来已久,但是在孟子以前性善说没有得到系统详细的论述。孟子从人与动物的细微区别上详细阐述了人性本善,并指出了人性虽善,但是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为了在后天的生活中保持人的善良本性,不至于使人性变恶,孟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修养方法。孟子的人性论及其修养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